环境权的结构
时间:2013-06-17 13:44:03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作者:谷德近

 

【学科分类】环境保护法

【出处】本网首发

【摘要】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其中当代人又有个人和集体,其客体是环境要素的良好状态和国家行为,内容是依托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享受良好适宜生活条件和参与国家环境管理。按照其可能存在的渊源,分为基本环境权、程序环境权和实体环境权。

【关键词】环境法;环境权;权利结构

【写作年份】2002年


【正文】
 
    探讨应然意义上的环境权的概念,应然意义上的环境权概念既要从国际与国内的现实要求出发,又要顾及各国宪法与环境法对环境权理论的反应,后者既是研究应然的环境权概念的出发点,又是这一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就一般法学研究方法而言,小心翼翼地对环境权的内涵和外延给出定义似乎是必要的,但是鉴于环境权问题的复杂性,退而求其次,精心描述环境权的内容、主体和客体,可能更有利于使问题变得清晰起来。
 
  
     一环境权的内容 

    环境权内容的模糊性既是环境权理论受到诟病的主要原因,也是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不承认环境权存在的直接理由,因此在理论上廓清环境权的内容是研究环境权的种类、性质并使它最终得到法律保障的基本前提。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的内容越宽大,环境权的权利内容就越不明确,精确度就越小,理论上的精密程度就越缺乏,最后其权利性就渐渐稀薄化了。1其实,这是在方法论上偷懒的表现,如果把环境权的内容界定得过于狭窄,就很可能遗漏很多环境权的重要内容,这与环境权研究的初衷是相悖的。环境权内容的宽泛与抽象性并不是环境权研究的障碍,这完全可以通过划分环境权的种类予以解决。就整体意义的环境权而言,它是一种概括权利。英国历史法学派的梅因认为,罗马法除了规定了若干法律权利外,还提供了大量抽象的法律观念,概括的权利(universitas juris)就是其中之一,它对概括权利的界定是: 
 
    所谓概括的权利是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由于在同一时候属于同一个人这种唯一情况而结合起来。它好比是某一个特定的个人的法律外衣。它并不是把“任何”权利和“任何”义务凑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它只能是属于一个特定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所组成的。2 

    梅因对概括权利的描述完全可以用来说明环境权的内容,它就是环境权主体所享有的对良好适宜环境的一切要求以及为了这一目的而享有的其他手段权利,它既是对实然法律权利的归纳,更是应然的法学理念。 
   
    (一) 对自然环境的利用 
  
    谈到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就必须涉及环境法“环境”的概念,那么,环境法所说的环境与环境权所指的环境是否相同呢?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是不是环境权的内容呢?暂且不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分析利用自然环境的具体内容。 
 
    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环境要素经济价值的利用,例如开发森林的林业资源、利用草原放牧、开采矿产资源等;一是排污者通过其排污行为对环境要素的自然净化能力的使用。 
   
    国内外有学者通过对欧洲环境权理论和相关立法的研究认为对环境要素经济价值的利用又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包括野生物、原始森林、土地、水、空气、矿藏等的自然环境的利用;第二是对人造环境的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城市、城镇、农村、建筑、港口和历史文化遗产等。这与中国《环境保护法》(1989)对环境的定义是一致的。3这些学者通过考察欧盟和欧洲国家宪法和环境法的具体规定,也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包括环境使用权, 例如,1992年的欧洲联盟条约的第130 r 条第一段归纳了欧洲共同体环境政策的目标:4 
  
    共同体的环境政策应该促进下列目标的实现: 
 
    ——保存、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 
 
    ——保护人类健康; 
  
    ——谨慎、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 
  
    ——促进国际层次的应对国家和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的措施。5 
  
    另外,从一些国家的宪法和环境法律中发现了环境使用权的法律基础。例如,挪威宪法第110b(1)条规定: 
  
    每一个人都有享受有益于健康的环境和自然处境(natural surroundings)的权利,要保存它们的生产性和多样性。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当给予综合长期的考虑,这一权利应当保留给将来世代。 
  
    《芬兰自然保护法》(1996)第1节: 
  
    本法的目标是: 
  
          ——维护生物多样性; 
   
    ——保存自然美景和科学价值; 
  
    ——促进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促进自然意识和对自然的普遍兴趣; 
  
    ——促进科学研究。 
  
    这些规定只是概括了环境保护的基本目标和措施,规定自然环境使用方面的内容是必要的,但是环境权的客体并非就是环境法所说的环境,环境法所保护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其他权利的客体,私人对其享有所有权的自然资源的利用是所有权的内容,对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实质上则是他物权或准物权的内容,6 为了保障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法当然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方式予以规定,但是对利用方式的规定并非就表明这是受到限制的环境使用权,而把它视为环境权的内容,就十分荒谬了。对人工环境的利用则是典型的财产权或与财产权有关的权能,与环境权的内容毫无关系。 
  
    对自然环境的利用的第二个方面是排污者通过其排污行为对环境要素的自然净化能力的使用,也就是排污权,这实质利用的是自然环境的纳污的这一特性。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包括了这一权利,7 欧洲有的学者还专门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作为环境权内容的排污权进行了研究。8通过考察环境权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和初衷,就会发现这与环境权理论本身南辕北辙。与环境权相对应的义务是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免受污染与破坏,它要维持这些环境要素的原有稳定状态,而排污权行使的结果则恰恰是使环境质量下降。排污权是与环境权相互矛盾的一对权利,将排污权作为环境权的内容在逻辑上是无法证明其合理性的。按照有的学者的观点,环境权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9 从中可以看到除了环境使用权外,环境权其他的内容都是程序性权利,而没有作为实体的享受良好适宜环境的实体权利,那么依据程序权利由实体权利派生而来,又保护实体权利的基本法学理论,不以实体意义上的环境权为依托的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也不会是环境权的内容。当然,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以及受到限制的排污权都有利于环境质量的保护,但在理论上不能与环境权的内容混为一谈。 
  
    (二) 依托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 
  
    这一内容包含了生存的基本要求和发展的较高层次的要求。对于依靠自然环境生存的内容,许多学者从国际人权法关于包括健康在内的生存权的规定中引申出来。尽管这方面的内容极其庞杂,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其主要内容,生存权涉及的方面很多,而单就环境权所包括的以生存为目的的权利内容而言,主要是清洁空气权和清洁水权。 
  
    清洁空气权是保障公民身体一般的健康水平对空气质量的要求。几乎所有国家关于大气保护的立法几乎都以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为宗旨,例如,美国《清洁空气法》(1963)的立法宗旨是“一、为促进公众健康、福利和人口的生产力保护和发展国家空气资源的质量……”10 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1968)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在防止大气污染,保证公民健康的同时,保护生活环境。……”11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第一条规定:“为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从上述法条可以看出,公民对清洁空气的获得只是各国防治大气污染的立法目标,考察这些国家的宪法也没有发现确认公民的清洁空气权的规定。 
  
    对于清洁水权,很多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从生存权中推导出其理论依据,12 所谓清洁水权一般认为是为了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获得足够清洁和数量的水的权利,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质量和数量的要求;二是在地理位置上的较易获得性和价格上的可承受性。13可见,清洁水权并不单纯的水污染防治法就能够保障的,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权。 
  
    就依托自然环境发展的环境权的内容而言,似乎是发展权的内容,但明晰了这一内容之后,就会发现它与发展权有很大差别。例如,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一规定: 
  
    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规定的立法目的是:“宣告一项促进人与环境之间建设性的和愉快的和谐关系的国家政策;……”14 可见,无论是国际环境法,还是国内环境法的对于依托自然环境发展的表述都是指向的生态环境的良好状态,对于依靠草原、水面、森林和耕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这种稳定、良好的生态是其依托自然环境发展所指向的客体,在主体上是特定的群体,义务主体是国家和破坏生态的私人。而发展权的主体除了集体,还有国家,它主要是国际关系的产物。15它的内容也比环境权这一方面的内容宽泛得多,包括了对整个社会进步和就发展的要求。另外,在特定的阶段,发展权与环境权中依托自然环境发展的权利还是对立的。16 
  
    依托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各国立法目的或宗旨的理论概括,它还不是实然意义上的法定权利,至于二者的区别下文分析。 
  
    (三) 享受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 
  
    环境权这一方面的内容所指向的客体实质也是自然环境的稳定良好状态,但是比依托自然环境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层次更高、内容更广泛,除了足够清洁的空气和可得的清洁水源之外,还有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充足光照、能够保障正常工作与生活不受干扰的安宁、免受振动辐射等物质或能量对健康的危害等。它又可以依据其要求高低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意义上对生活舒适性的要求,二是环境质量状况要在一般人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原则一、1986年《人类与人民权利非洲宪章》(Africa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第24条、1989年《哥斯达黎加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责任宣言》的序言、1989年关于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海牙宣言》的序言和1990年《环境权利与义务欧洲宪章》原则一都提及了人类生活在健康舒适的自然环境中的权利,但是这具有理想色彩的权利要求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环境法的认可。就这种利益有无法律保障而言,它只是一种“反射性利益”,即人们实际能够享受的环境质量只能依赖国家环境管理的绩效,当国家管理失利造成环境质量严重下降时,公民也不能就此主张权利。“反射性利益说”只是揭示了国家对于保障公民和其他环境法主体利益的作用,就与自然环境破坏和污染者的关系而言,享受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只是一种习惯权利。可见,环境权这方面的要求既是应然的,在环境质量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又是实然的,17 只是它不是法律权利。 
  
    (四) 对政府环境管理的参与 
 
    这主要表现为环境法主体参与政府环境行政管理的程序性权利。那么,程序权利是否应该作为环境权的内容呢?有的学者认为程序权利不是环境权的内容: 
  
    作为法定权利的一个分支,环境权需要有效的程序权利来保障。但它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实体权利并没有区别。如果权利拥有者没有可操作的程序权利支持,例如,在环境事项中得到信息、决策的公共参与、使用法院等,当他们的权利被决策者或其他权利拥有者侵犯或可能侵犯时,他们就可能失去这些权利。把程序权利纳入环境权利群是不合适的。所有程序权利都应该回到其本来的位置。在一个特定法律体系中,我认为程序权利是独立的,它们用一系列规则、原则和技术来保障实体权利。当然,我们会发现在特定情形下需要特别程序法。作为一种法律技术,一些特定程序条款依附于实体法。因而,可以从特定事项中得到特别程序权利。《奥胡斯公约》规定的在环境事项中得到信息、决策的公共参与和使用法院的权利是特别程序权利。总之,它们是程序权利,不是环境权。18 
  
    这一观点从权利可以划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传统理论来看,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对环境权内容概括性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不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程序权利纳入环境权范畴是不科学的。鉴于环境权的概括性,即使法律确认了依托自然环境生存发展和享受良好适宜生活环境的内容,由于这些权利内容的抽象性,其权利主体也不能在对抗权利侵害者的诉讼中直接援引,美国的一些法院认为这是非可直接执行的(self-executing)条款,仍旧需要进一步的立法来规定其行使。19而单行环境立法对这些权利的保障方式也是赋予相关权利人程序权利,通过参与政府的环境行政管理来保障其实体权利的实现,20 这是环境权实体内容的抽象性与概括性的必然要求。另外,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后往往是不可恢复的,所以才有了环境法的预防原则,而这一原则在环境权体系中的表现就应该是赋予环境法主体程序性的权利,这也是环境民主原则在权利形态上的具体体现。就环境权的价值取向而言,环境权的大部分内容是只有工具性价值,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保障身体健康和提高生活福利,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是环境权的实体内容,还其程序内容都是手段性权利。那么,按照目的与手段将权利划分为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传统理论就不适用于此了。 
  
    要求各国政府保障公民参与环境行政管理的程序权利的规定已经频繁地反映在国际环境法律文件中,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原则十对公民的程序权利作了概括性的规定: 
  
    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在有关级别上加以处理。在国家一级,每一个人都应能适当地获得公共当局所持有的关于环境的资料,包括关于在其社区内的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并应有机会参与各项决策进程。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应让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 
  
    这种对公民程序权利的保护在有关专门区域性公约中已经成为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国际法义务,例如,1998年6月25日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公众在环境事务中获得信息、参与决策、诉诸司法权利的奥胡斯公约》就要求缔约国政府保障公民的这三项程序权利,21 这与国内有的学者所说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是一致的。22 
  
    在国内层面,美国、23法国、德国、英国、24挪威、奥地利25等国也都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与环境有关的程序权利。反对把与环境事务有关的程序权利作为环境权内容的学者,面对这一趋向也不得不承认环境程序权利大大修改了传统的程序法,它已经成为环境权发展的新趋。26 
  
    二 环境权的主体 
  
    环境权理论不可或缺地要研究环境权要保障哪些主体的利益要求和哪些主体应该作为环境权的主体,并明晰二者是否一致。 
  
    (一) 个人与集体 
  
    目前学术界存在环境权是私权,还是公权的争论。就环境使用权而言,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私权,但并不否认“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等环境权权能的公权性质。27作为私权的环境使用权有两层含义,一是环境使用权的主体是个人或私法上的民事主体,一是其指向的利益是私人利益,具有公权性质的环境权内容则主要指它所保障的是公共利益,其主体可以是集体,也并不必然排除私人是权利主体。而主张环境权是公益性权利的学者则没有把环境使用权纳入环境权的内容体系之中,但并不否认公民个人是环境权的主体。28这种分歧背后似乎隐藏的是对环境权内容的不同理解。但有趣的是,表面上看起来主张相左的学者却都把环境知情权、环境决策参与权和公众诉权(请求权)作为环境权的内容。29如果将环境使用权排除在环境权的内容之外,那么这种分歧就是虚假的了,造成这种虚假分歧的原因在于混淆了环境权反映的利益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与环境权的主体这两个概念。尽管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的公权与私权问题与传统法律上的公权与私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30 但梳理公权与私权划分的理论之后,就会发现这混淆了上述两个问题,同时也导引出探讨环境权主体的理论依据。 
  
    公权与私权划分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日本民法学者富井正章通过对“私权本质”的阐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民法为私权之原则,即定生自私法关系之权利义务之地也,欲明其理,必先知私权之本义,因民法全部皆关于私权之规则故也。私权对公权而言,二者区别之说甚繁。据余所见,则公私权之区别即缘于公私法之区别而生,由主观以说明公私法之结果也。31 
  
    迄今为止,关于公权与私权划分标准的理论有17种之多,而它们又相互冲突。32其中占主流的有权力说或主体说、服从说、强行法说、利益说或实质说、折中说或混合说。33权力说或主体说在法国流行,该说认为公权的主体至少代表国家或某种公共权力,包括依据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拥有的权利或权力和依据公共权力主体和私人权利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拥有的权利或权力;私权是私人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权利;持服从说的学者以德国法学家耶利内克(G. Jellinek)为代表,他认为上下服从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是公权,平等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权利是私权;强行法说以瑞士法学家伯克哈特(Burckhardt)为代表,以当事人是否可以任意改变法律关系、处置其权利来划分公权与私权;利益说或实质说则从权利保障的利益是私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来区分公权和私权;折中说或混合说则综合了上述各种分类标准。 
  
    就环境权的诸多内容而言,上述诸说都是很好的分析工具。依托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反映了公民和其他环境法主体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义务主体就是国家或其他公共权力机关,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是不平等的,并且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从权力说或主体说、服从说和强行法说都可以得出它是公权,但并不能排除个人是权利主体,另外,在公民基本权利具有对第三人效力的场合,它又是私权。参与国家环境行政管理的权利则是典型的公权,其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而享受良好适宜环境的权利既反映了公民和其他环境法主体与国家的关系,也是私法关系,它既是公权没,又是私权。可见,从这些学说出发只能说明环境权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并不能使环境权的主体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问题更加清楚。所以,最终的解决方法还是要区分公权与私权和公益与私益这两对不同的概念。据《学说汇纂》记载,公元3世纪的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即“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的法律。”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也作了这样的划分。34可见,公法与私法初始划分标准就是利益说,权力说或主体说、服从说、强行法说这只是形式上的表现,在其背后还有实质的利益关系: 
  
    公法与私法的区分 …… 一是形式上的区分,所谓公权是公法上规定的对抗国家和政府的权利,而所谓私权则是私法上规定的赋予私人的以对抗其他私人的权利;二是实质上的区分,所谓公权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设定的权利,而所谓私权则是为保护私人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所设定的权利。35 
  
    把形式上与实质上的划分标准结合起来,就会发现权利与利益有以下四种组合方式:保护私益的私权、保护公益的私权、保护公益的公权、保护私益的公权。36所以,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区分并不必然说明了环境权的主体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问题。 
 
    国内有的学者在讨论环境权的救济时,表现出将环境权的主体看作个人的倾向,37 而美国联邦宪法则一直拒绝承认作为私权的环境权,尽管有的州宪法对作为私权的环境权给予了政策性宣告,但是司法适用中其法律权利意味是很淡薄的。38研究应然意义上的环境权主体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要根据其具体内容分别考察。依存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内容是公权,除了保护环境公益,也保护环境私益。益清洁水权与生存权有密切联系,生存权的主体既有个人,又有集体,既有传统的防御权的性质,又有社会权利的性质。但是,清洁水权并非防御权,它的实现需要国家的积极行为,其本质是社会权利,所以其主体只能是集体。就清洁空气权和依靠自然环境发展的权利而言,它们是典型的社会权利,也只能由集体享有。对于享受良好舒适生活环境的内容而言,其要求较高的第一个层面的主体只能是集体,就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每个社会都只能以保障公益的方式满足个人对良好适宜环境的要求,而对第二个层面,由于其要求是基本的,适于用民法手段保护,其权利主体是个人才是合理的。对于参与国家环境行政管理的权利内容,从环境民主和环境公益出发,个人和集体都应该享有这项权利。 
  
    (二) 当代与后代 
  
    作为环境权主体的个人与集体都是当代人,那么后代人是否应该作为环境权的主体呢?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原则一就申明了当代人对后代负有的责任: 
  
    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1987年,世界环境与经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它集中表述为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三重申了这一点: 
  
    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 
  
    专门国际环境条约也反应了保护后代人环境利益的宗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序言表明各国: 
  
    决心为当代和后代保护气候系统。 
  
    这种保障后代人环境权益的理念也反映在各国宪法或环境基本法中。俄罗斯宪法(1993)序言宣称:“我们……基于为自己的祖国而对当代和后代所承担的责任……”,显然这包含了对后代人环境权益的尊重,这一点可以从苏联宪法的相关规定得到说明,苏联宪法(1977)第十八条规定:“为了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苏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并有科学根据地合理利用土地及其矿藏、水流资源、植物和动物,保持空气和水流洁净,保证自然财富的再生和人类环境权益的改善。”由此可见,俄罗斯宪法中规定的对后代人的责任应该包括对其环境权益的保障。伊朗宪法(1979)则从公民义务的角度强调了后代人对环境权益的要求,第十五条规定:“在伊斯兰共和国里,保护当代人和我们子孙后代在其中生活的环境是公民的义务。”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1975)在序言中宣布:“自然资源和环境应当受到保护,用于全体公民的集体福利,并且为子孙后代着想,使其不断得到丰富。……为了我国的发展并受子孙后代的委托,合理使用陆地内或海底内、陆地上或海底上、海洋中以及大气中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了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保护和改善环境及其宗教的、风景的古迹的质量;……”巴西宪法(1988)从政府义务的角度表达了对后代人环境权权益的关注,第225条规定:“环境是用于公共利用的资产,它是健康生活的必要基本条件,所有人都享有在生态平衡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政府和社区都负有为当代和将来世代保护和保存环境的义务。为了保障公民与环境有关的权利,政府应当……” 
 
    除了宪法规定后代人的环境权益之外,有的国家以环境基本法或单行环境法的形式阐述了保障后代人环境利益的理念。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规定:“联邦政府将与各州政府以及有关的公共和私人团体进行合作,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手段和措施——包括财政和技术上的援助,发展和增进一般福利,创造和保持人类与自然得以在一种建设性和谐中生存的各种条件,实现当代美国人及其子孙后代对于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要求,这乃是联邦一如既往的政策。”39 并进一步重申国家“履行其每一代人都要做子孙后代的环境保管者的职责。”40 罗马尼亚《环境保法》护(1973)第四条规定:“环境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自然因素的质量,发展国家的自然价值,保证我们及未来各代的更好生活和劳动条件。”匈牙利《人类环境保护法》(1976)第一条规定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与人类的健康,不断地改善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生活条件,制定与人类的环境保护、预防和有计划的改善环境有关的基本条例。” 
  
    上述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件虽然没有直接赋予后代人环境权主体的地位,但是对后代人利益的保障则隐含了后代人的权利要求。人类权利演变的历史已经表明将权利主体扩大到后代人的理论可能性,华盛顿大学的艾迪·B·维思(Edith Brow Weiss)教授使用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这一概念来描述后代人环境权的主体,她在《行星托管:自然保护与代际公平》的论文,指出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的地球权益的托管人,他们在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一代人都有义务维护不比前代人更坏的环境质量,又有权利享有不比前代人更差的环境质量。41 
  
    对于尚未出生的后代人,并不能确定某个单独个体的出现,但是,每一代人都会繁衍自己的下一代,作为集体的后代人,他们的出现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作为环境权主体的后代人以集体的形式享有环境权益的,并且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每一代人只对后代人负有义务和责任,但却不对其后代享有权利,后代人作为环境权主体只对当代人享有权利而无义务可言,权利义务的对等性体现在后代人对他们的下一代负有义务。42因此,对作为整体的当代人环境权的保障就体现了后代人的权利要求。 
  
    除了理论上的证明之外,有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也对后代人的环境权利给予了充分保障。1993年菲律宾的45名儿童由他们的监护人之一代表他们的下一代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菲律宾政府环境资源部门签发的木材砍伐许可证超出了森林的更新能力,这侵害了45名儿童后代的权利。菲律宾最高法院承认了这些儿童的诉权,并在判决中认为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有享受生态平衡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43 1985年印度最高法院审理的“台拉登采石案”(Dehradum quarrying case)44 中,由于开采石灰石破坏了杜恩(Doon)河谷脆弱的生态系统,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间接地承认了后代人的权利: 
  
    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为了社会发展不得不开采自然资源,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开采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具有必要的谨慎和注意,以防止生态和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必须记住,这些是人类的永恒财产,不能被一代人耗竭。45 
  
    这些司法实践为我们通过司法手段保障后代人的环境权利开启了一个良好是开端。 
  
    (三) 人类与自然 
  
    环境权的主体除了人类之外,是否还有自然体呢?这一度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46将权利主体扩大到与人类对应的自然,要从理论上获得合理性有两种潜在的路径:一是自然法理性概念指引下,法律权利主体的扩大;一是由存在论向价值论的过度,再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正如前文的分析,古典自然法的理性概念导引出积极和消极两个结果,一是有限的理性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一是法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大和权利内容的丰富。这似乎为我们论证自然的环境权主体提供了合理性的证明,即自然作为权利主体地位的缺失说明了确认自然环境权主体地位的必要性,而自然法的理性导引的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大则为理论上论证自然的环境权主体地位提供了可能性。那么,是否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让自然获得与人同等的法律资格呢?47 在分析这种可能性之前,有必要首先考察自然法是否已包含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若是如此,则可以省却很多气力,奉行“拿来主义”就行了。乌尔比安认为,“自然法是所有动物所通有的法律。这种法律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属于生活在陆地或海洋中的所有动物,也属于空中飞翔的鸟类。”48 似乎由此可以推导出自然的权利主体地位,其实,这是由真理走向谬误的危险一步。这只不过是对乌尔比安的误读,他只不过认为,人与动物都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从而论证自然法的客观性与不可违反性,但人与动物所具体遵守的法律则是不同的,他们不会共同遵守同一种具体法律规则。孟德斯鸠对此一语道破,动物“有自然法,因为它们是由感官而结合;它们没有制定法,因为它们不是由知识而结合的。”49 也就是说,动物以及其他自然体没有像人一样的自我意识,它们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又何谈法律意识。因此,厄恩斯特·利维(Ernst Levy)总结道,人和动物共同构成的法律共同体不仅对于斯多葛学派的学者是闻所未闻的,就是现代学者也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在自然法学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50 
  
    论证自然作为环境权主体的第二条路径要从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出发,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也不是地球的主宰,整个生物圈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同构性、共生性,任何物种在对其环境优势占尽之后,必然会给种群的生存带来危机甚至灭顶之灾。自然界的任何物种都有不依赖人类的主观需要而存在的内在价值,51 这是从事实的存在论向价值论的飞跃。自然一旦在道德上获得了权利主体的地位,就有了成为法律主体地位的可能性,这就要讨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复杂关系,自然法在这一方面有独到的建树。作为两种社会规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在原始社会中,这二者之间的界线就曾被混淆得一塌糊涂。”52 在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然法学者无不援引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伦理观念,作为他们庞大的法学思想体系的基石。这都是伦理道德对法学思想发展的基础作用的体现。所以,自然作为道德权利的主体而上升为法律权利主体也不是不可能的。 
  
    尽管价值评判都以事实判断为前提,但并非所有的事实存在都可以变成价值追求,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伦理道德仅仅是人类之间的一种思想行为规范,给予非人类的其他自然主体以伦理关怀,存在这样的理论困境,即人类与其他生物共存共荣的关系是存在论上的事实描述,而承认其他自然主体的内在价值,赋予它们与人类同等的地位,是一个价值论问题,一种事实判定并不能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价值选择。53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始终是以作为环境权主体的人的利益为归宿的,自然始终是人类利益的客体,离开这一点,而将自然提高到与人平等的地位,或者把人类降格到自然体的位置,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的。54 即使承认自然能够成为道德权利的主体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自然是环境权的主体。道德与法律“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说明了某些社会规范所具有的道德与法律二重性,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道德规范都能够转化为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对法律优劣的评价仅仅是从法律规范的实施是否有助于道德追求目标的实现。如果道德目标不能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这种道德要求也就失去了上升为法律理念的根本动力。另外,讨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必须对道德规范影响法律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能够真正评判法律优劣的道德标准只能是最低限度的。55 而不是所有道德都有审视法律的资格。 
  
    但是,将自然物作为权利主体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现代美国还有一些以狗和猫为被告的审判。其实,这是一种泛道德论或泛灵论在环境法上的返祖现象,它只是将人类的道德规范映射到动物界,例如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代表人物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在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时,有一项最高准则是自我实现,即将作为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统一起来,进而实现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的客体的自然的统一。或者为了强化人类某些道德规范的约束力,而故意将自然视为权利主体。这不是自然法学的观点,也不能就此得出自然作为环境权主体的结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法的影响造成了对环境法律主体的模糊认识,它所强调的自然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反映在环境法上,也只能说明对环境要素的保护实质上是保障作为环境权主体的人类的利益而已。 
  
    三 环境权的客体 
  
    廓清环境权的客体是克服环境权被诟病为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权利的关键,同时也是环境权理论研究的难点,也是目前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停滞的原因之一。 
  
    (一) 环境要素的特定状态 
  
    国内有的学者把环境权的客体归纳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要素,比如空气、水、阳光等;二是认为环境要素,比如生活居住区、公园、人文遗迹等;三是整个地球的生物圈,比如臭氧层、海洋、热带雨林、以及其他生命物种,56 日本有的学者也认为环境权的客体是特定的环境。57 显然,这是把环境权的客体设定为环境要素,其他学者虽然不否认环境要素是环境权的客体,但却注意到环境权的客体还包括各种环境要素所构成环境系统的功能和效应,如生态效益、环境的优美舒适等。58 
  
    研究环境权的客体问题是离不开对环境权内容的认识的,就依托自然环境生存的权利内容而言,如前文所述,主要是清洁空气权和清洁水权。传统法学理论认为,权利的客体大致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基本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财富、物质财富、非物质财富和行为结果,59 而权利主体对权利客体享有的权能则包括占有、支配以及受到侵害后的救济请求等,其本质是对权利客体享有的排除他人干扰的控制。对于清洁空气权而言,环境权的主体在并没有能力对空气这种不可量物进行有效控制,所以对空气本身享有的权利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清洁空气权的客体只是大气能够保障人体对其呼吸而不损害其健康的良好状态,环境权主体对这种状态的控制表现在自身或要求国家对破坏这种状态的行为给予禁止。另外,除了环境权主体对大气的利用之外,并不排除其他权利主体对大气的利用,例如排放大气污染物,只要这种利用不破坏其保障生命健康的良好状态,并不侵害环境权主体的清洁空气权,在这一意义上讲,清洁空气权的客体也不适宜界定为空气这一环境要素本身。就清洁水权而言,似乎它的客体就是水这种环境要素本身。但是,取得清洁饮用水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一是从饮用水工程得到。在第一种情况下,包括了水资源所有人对水体的饮用,尽管各国水资源权属制度极其复杂,60 但并不影响对问题的讨论。虽然很多国家实行取水许可制度,但除许可取水权外,还有法定取水权,例如《德国水法》和美国《怀俄明州水法》规定取用家庭生活用水不需要许可,中国《水法》第34条规也规定家庭生活用水属于法定取水。法定取水权的客体才是水体本身,而清洁水权利则是环境权主体对自己或他人所有的水资源的使用权利,但是在事实上能否获得足够数量和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饮用水并不依赖有无法定取水权,它的保障是生态系统能够提供满足要求的水源,这实质上也是生态系统的一种良好状态,否则,即使清洁水权的主体是水资源所有人,其权利也不能实现。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法定取水只是清洁水权的前提条件,而生态系统的状态才是权利实现的关键。在第二种情况下,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工程供水的权利内容指向的客体则是国家行为,下文论述。就依托自然环境发展的权利内容而言,也很容易说明它的客体是自然环境的良好状态,例如,对于依靠土地、森林、草原谋求发展的人群,其环境权指向的并非这些自然资源本身,因为它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在其他部门法中得到了明确,而不是环境权所要求的对象,它所指向的只是这些资源能够供其使用权人使用的稳定状态。 
  
    对于在良好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内容,它对自然环境良好状态的要求是有限度的,这种舒适性只是要环境要素的状态能够满足环境权主体在生理上的要求,而不是精神上的舒适,毕竟这一要求对环境法来说太高了,只少不是环境权理论解决的问题,所以,笔者在论述环境权的内容时,并把优美风景权纳入其中。 
  
    (二) 国家行为 
  
    行为作为权利客体并非环境权理论的创新,在合同法中存在大量以行为为客体的合同类型,只是作为环境权客体的行为仅局限于国家行为而已。在一些确认环境权部分内容的国家,其权利也没有在法院直接援引的效力。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第1条第27款规定“人民拥有对于清洁的空气和水的和保存环境的自然的、风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的权利。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共自然资源是全体人民包括其后代的共同财产。作为这些财产的受托管理人,州政府必须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保护和保持它们。”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依利诺州则直接规定了州立法机关的立法责任,该州宪法第11条规定:“州的公共政策和每个人的义务是为当代人及其后代的利益而提供并保持有利健康的环境。立法院必须以法律规定这些公共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司法判例也证明了在没有具体立法将这些抽象权利具体化的情况下,它是不能直接适用的。在这一问题上的“领头”(leading)判例是1973年由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审理的宾夕法尼亚州诉国家盖茨堡战场嘹望塔公司案(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v. National Gettysburg Battlefield Tower, Inc.,454 Pa.193,311 A.2d 588)。在该案中,宾夕法尼亚州认为国家盖茨堡战场嘹望塔公司在盖茨堡战场附近修建用于观赏的嘹望塔破坏了这一历史遗迹的本来面目,因此依据州宪法第1条第27款,宾夕法尼亚州政府以自然资源受托管理人的名义起诉该公司,要求法院禁止这项工程。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的这一规定只是初步确认了一项新权利,并没有明确规定由形式受托管理人权力的主体和程序,在缺乏具体立法为行政行为设立具体标准和程序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据此采取行动必然使土地业主的财产权处于政府无端干涉的威胁之下。因此,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第1条第27款的规定不是可以自动执行(self-executing)的条款。但是,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还“承认在此项宪法新权力能够得到行使之前有必要以立法贯彻之”。61这与依利诺州宪法的有关规定如出一辙。 
  
    可见,依托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享受良好舒适生活环境的权利都需要国家的积极行为。这有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立法行为,一是执法行为。前者包括以宪法62或环境基本法的形式确认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并以具体法律将其贯彻,这是国家的立法行为。后者则是政府依据具体法律的行政执法行为。对于程序性环境权而言,其客体则是典型的政府行政行为。 
  
    另外,环境权的这两项客体并非依据环境权的不同内容而截然分开,依托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享受良好舒适生活环境的权利所指向的客体既是环境要素的特定状态,又需要国家积极行为的保障。这不能不是环境权客体理论对传统权利客体理论的创新。 
  
    四 环境权的分类 
  
    传统法理学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完美的权利分类理论,从广义上,可以分为法律权利与非法律权利(包括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习惯权利);63 从权利的享有状态上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64 在围绕权利概念的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和选择说的争论中,65 形成权利的“主观说”与“客观说”两大类,相应地也可以把权利分为主观权利和客观权利;66 对具体权利的分类就更复杂了,这些相对的范畴有绝对权利与相对权利、公权利与私权利、主权利与从权利、原有权利与补救权利、行动权利与接受权利等等。67 
  
    由于环境权的一种概括权利, 它是一个权利群,其复杂、广泛的权利内容几乎与上述所有权利类型都有关联,对环境权进行精致的分类是极其困难的,这不是说环境权不能在理论上达到与传统权利同样的精细分类程度,只是这种要求为时尚早,毕竟环境权理论几十年的研究积累还不能作到这一点。对权利进行分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研究和服务于实践的方便,如果能满足这一需要,即使对环境权的划分在逻辑上不是那么周密,也应该能够接受。尽管如此,在对环境权进行分类时,也应该尽力寻找一项统一的标准,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环境权的性质,而关于环境权性质的学说几乎都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即只是概括了环境权某些方面的性质,并没有找到一个适当概念统帅环境权的所有特性,所以关于环境权性质林林总总的学说只是对环境权的片面描述。如果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就将环境权完全同质化了,再也没有对环境权分类的必要与可能,因此,环境权性质这一标准只能舍弃。其实确定环境权的性质也要依据环境权的内容,它应当是进一步研究环境权其他内容的起点,鉴于环境权内容的复杂与广泛性,它应该引起这个法律体系的全方位反应,按照确认环境权各种内容的形式,可以分为基本环境权、程序环境权和实体环境权,欧洲环境权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现成的概念,68 宪法或环境基本法确认的环境权内容作为基本环境权对待,包括依托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第一个层次的内容;程序性法律则适于规定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程序环境权,对于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则应该以民法的方法给予保护,它是实体环境权。按照环境权应当或可能得到哪些法律的保护对其分类不仅大大方便了环境权理论的研究,而且也直接回应了环境权研究的宗旨。
  必须澄清,如同环境权的某些内容会指向环境权的全部客体,一种法律形式并不能单独有效地保护某种环境权的权能,例如基本环境权除了需要宪法和环境基本法的确认,还要有其他法律进行具体化,否则,只能是非可执行的权利。
  

【注释】
1 大须贺明著:《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02页。
 
2 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版,第102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第2条。
4 Jan H. Jans, 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 Kluwer 1995, p.13.
5 Philippe Sands and Richard G. Tarasofsky , Documents in European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law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 
6 例如,矿业权和渔业权的性质就是准物权。参见肖国兴、肖乾刚编著:《自然资源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22页、第409页。
7 陈泉生:《环境权之辨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8 Joost M. E. Pennnings and Willem Heiman , The Dimensions of Rights: A 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Production Rights, in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 (1997), © 1996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p55–71.
9 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10 42 U.S.C.A 7401(b),转引自王曦著:《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47页。
11 中新环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译:《外国环境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019页。
12 See Stephen C. McCaffrey, A Human Right to Wat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 in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umeⅴNumber 1, 1992.
13 Wate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http://www.worldwaterday.org/2001/thematic/index.html. Visited 7 Oct. 2002.
14 42 U.S.C.A.4321.
15朱炎生:《发展权概念探悉》,载《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6李艳芳:《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7 李步云教授首先从权利的演化过程的角度,把人类对某种利益的要求在权利形态上的表现分为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并认为这三种形态是依次发展的,后者以前者为条件和前提。参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这是自然法学研究权利问题的路径,但是习惯权利说却表明人类拥有的权利形态并非都是严格按照这三阶段发展的。
18 Zhou Xunfang, A Trend to Strengthen Common (shared) Rights and Limit Individual Rights: an Overview to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urope , in Th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2001, FuZhou, China, 15—17 November, 2001.
19王曦著:《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62页。
20 亚历山大·基斯著:《国际环境法》,张若思编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0页。
21那力:《论环境事务中的公众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22 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23 42 U.S.C.A 4345.
24 参见高家伟著:《欧洲环境法》,工商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36—143页。
25 Zhou Xunfang, A Trend to Strengthen Common (shared) Rights and Limit Individual Rights: an Overview to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urope , in Th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2001, FuZhou, China, 15—17 November, 2001.
26 Zhou Xunfang, A Trend to Strengthen Common (shared) Rights and Limit Individual Rights: an Overview to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urope , in Th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2001, FuZhou, China, 15—17 November, 2001.
27 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28 朱谦:《论环境权的法律属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29 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朱谦:《论环境权的法律属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30 有的学者认为环境公权与私权的问题与传统的公权与私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31 富井正章著:《民法原论》,第80页。转引自王涌:《私权的概念》,载夏勇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89页。
32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vol 2, ch.2, p.22. 转引自沈宗灵著:《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24页。
33 沈宗灵著:《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25—126页。
34 沈宗灵著:《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18页。
35 王涌:《私权的概念》,载夏勇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01页。
36 王涌:《私权的概念》,载夏勇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97页。
37 陈泉生:《论环境权的救济》,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
38 王曦著:《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04页、第164页。
39 42 U.S.C.A 4331(a).
40 42 U.S.C.A 4331(b)(1).
41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5页。
42谷德近:《代际环境权的宪法保障》,载《当代法学》2001年第8期。
43转引自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38页。
44 1985年《最高法院案例汇编》第2期,第 431页; 1986年最高法院案例汇编》补编,第 517页。转引自Md. Zafar Mahfooz Nomani, The Human Right to Environment in India: Legal Precepts and Judicial Doctrine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15, Issue2.
45 1987年《最高法院案例汇编》补编,第487页。转引自Md. Zafar Mahfooz Nomani, The Human Right to Environment in India: Legal Precepts and Judicial Doctrine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15, Issue2.
46江山先生在其论文和著作中提出了人域法、人际法和人际同构法的概念,认为人类与自然和单个的自然体都应该是法律权利的主体。参见《法律革命从传统到超现代——兼谈环境资源法的法理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1期;《再说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法的自然精神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34-169页。
47国外有的学者就以此路径论证自然享有与人同等的权利,其思路是考察权利主体的演变历程,它先由特权者扩大到所有人,再由当代人扩大到后代人,因而也可以由人扩展到自然。参见纳什著:《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梁治平校,青岛出版社1999年9月版。
48 E.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6页, 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6月版。
49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版,第3页。
50 E.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6页。他之所以没有一概否定自然是法律主体的主张,是注意到了乌尔比安的观点,但又对其进行了误读。
51章建刚:《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理性》,载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35—140页。
52 E.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75页。
53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54 Johannes Berger,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55米尔恩认为能够推导出法律权利的道德不是先验的、抽象的,而只能是社会生活中普通的、具体的要求,而且是最低限度的。参见A. J. M米尔恩著:《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3月版。
56 陈泉生:《环境权之辨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57 ] 大须贺明著:《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97页。
58 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59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94页。
60例如,美国东部各州的“沿岸所有权”、西部各州的“先占所有权”,而欧洲和日本则没有独立的水资源所有权,它与土地所有权合二为一。在中国,除集体所有的水塘中的水之外,中国《宪法》第9条和《民法通则》第81条规定的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
61王曦著:《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61—163页。
62严格意义上,将新的权利纳入宪法是制宪或修宪行为,在此从广义上使用立法这一概念,也包括制宪或修宪行为。
63 张恒山:《权利与法律权利概念再辨析》,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4期。
64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载《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65 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修订版,第46页;沈宗灵:《权利、义务、权力》,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李肇伟著:《法理学》,台北东亚照相制版厂印行,1979年11月第四版,第271、277页。
66朱庆育:《权利的非伦理化:客观权利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
67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89—190页。
68高家伟著:《欧洲环境法》,工商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16—147页。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