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实证研究方法概述
时间:2014-06-20 11:50:53  来源:台湾人权学刊  作者:陈玉洁(纽约大学法学院博士候选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兼任研

 摘要

本文介绍美国学界近十几年来在国际人权领域中运用实证方法之趋势。以一些重要著作为例,探讨人权实证研究方法之进展,并指出人权研究者在使用实证研究方法上应特别注意之处,包括研究伦理和人权资料相关问题。我国于2009 年批准两大人权公约后,越来越多学者与实务人士投入国际人权与在地实践之研究,本文讨论美国人权学界实证研究趋势、实证方法之发展与挑战,对我国研究者应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国际人权、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混合方法、研究伦理

正文

一、前言

近十几年来,美国学界在国际人权领域出现不少重要之实证研究,开创人权实证研究之先河。向来主导人权规范研究之法学界,开始结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检验国际人权应然面与实然面之落差,除法学界外,其它如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将人权作为研究对象,并展开跨领域(interdisciplinary)之对话。

对照国内之发展,我国自 1971 年退出联合国以来,无法参与国际人权体系之运作,加上戒严期间对人权之严厉打压,长期与国际人权之价值及实务脱轨。1990 年代后期,国内一些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开始有系统性地提倡国际人权规范。历经多年,政府终于在 2007 年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 2009 年更批准了联合国两大核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称「两公约」),此举进一步激发了国内对于国际人权与本土实践之兴趣,越来越多学者、学生及实务人士投入人权相关研究。

笔者开始从事台湾与两公约之个案研究时,深感美国学者对实证方法之重视,对于所谓的「研究方法焦虑症候群」 并不陌生!有鉴于实证研究方法之重要性,国际间此领域之发展对于我国应有相当之参考价值。藉本研究手札,笔者希望介绍近年来美国学界一些重要国际人权实证研究 4在方法上之进展,并与读者分享一些笔者在摸索研究方法过程中之体验与心得。

在开始前,有必要厘清本文「研究方法」涵盖之范围。广义来说,社会科学「方法」(method)之作用,在于引导研究者从研究问题出发,选择适合之理论架构(对于观察之系统性解释)与经验假设,据此进行数据之搜集与分析,根据资料检验、修正、推翻或重建相关理论,进而回答研究问题(Landman, 2006:60),此过程可说是环环相扣。方法为引导研究者从研究问题(起点)一步步藉由理论、假设、资料搜集与分析之途径,最后回答研究问题(终点)之路标。在此种广义之理解下,「方法」除了指研究者观察社会现象之方法外,有时甚至可以延伸至研究者采用之典范或世界观(paradigms or worldviews),这些典范或世界观将影响整个研究过程,包括研究者采用之理论立场和其对研究结果之解释。(Creswell, 2007: 19-31)以上广义之理解虽然存在,本文仅聚焦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用以观察、分析经验现实之工具,即一般社会科学文献讨论方法时所包含之量化研究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或甚至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Creswell, 2013 虽然学者对于研究方法应如何分类仍持有不同看法,但一般社科文献大多在量化与质性研究之框架下讨论研究方法。在国际人权实证研究中,常见之方法有量化研究、质性研究之个案研究(case study)与民族志(ethnography),以下将进一步说明。

二、国际人权实证研究方法之发展与突破

联合国自 1948 年颁布《世界人权宣言》,1966 年公布两公约以来,其人权体系逐渐发展成形,尤其在 1980 年中期后迅速演变,带动了相关研究之发展。国际人权规范目的在于改变国家与个人之行为,达到保障人权之目标,究竟现实中是否真正发挥此等作用,为我们了解人权规范时不可或缺之图像。不过,国际人权之研究过去多为法学主导,传统法学着重于规范面之研究,虽然法学界亦意识到实务之重要性,但较少系统性地检验人权规范实际上发挥之作用。(Shaffer & Ginsburg, 2012: 2

国际人权体系发展过程中,国家相继批准人权公约,有些公约甚至几乎达到全球批准的程度。但学者指出,在国际人权规范广泛传播至全球各地之际,许多批准人权公约之国家,不但未能落实人权保障,甚至在批准后变本加厉地侵害人权(如 Hafner-Burton & Tsutsui, 2005)。此种现象促使学者正视「书本中之法律」(law on the books)与「实践中之法律」(law in action)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国际人权领域明显可见实证研究之新趋势,(Shaffer &Ginsburg, 2012 这些实证研究之课题多围绕在国际人权规范在现实中之影响:究竟国际人权规范是否真正改善了人权实践?如是,是哪些机制导致这些变化?此类研究问题均有意识地避免在缺乏实证之基础上「假定」人权规范之影响存在(或不存在),致力以社会科学普遍接受之研究方法检验人权之影响。

这些方法包括量化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两者各有其优点与局限。一般说来,量化研究基于大量资料,以统计方法与变项控制来验证研究者提出之假说,其优点在于研究结论多具有概推性(generalizability),可化为通则适用在一般情况。(Shaffer & Ginsburg, 2012: 4)不过,要将复杂之社会现象化约成可以测量之指标(如将人权实践之改善程度予以量化),以及建立起变项间之因果关系(如一国批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批准后被告受公平审判权利得到改善之因果关系),相当不易。(Shaffer & Ginsburg2012)相较之下,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以长时间之田野工作、访谈及观察方法搜集数据,因此能够对于细微的社会脉络(context),包括过程(processes)、行动者(actors)扮演之角色以及其主观诠释(interpretations),提供丰富之数据与洞见。由于质性研究通常系于该社会环境下之各种条件,因此一般而言较不具有概推性,(Shaffer & Ginsburg, 2012: 4)但其优点在于注意历史脉络、过程与行动者,使研究者较容易掌握社会变化,并分辨造成社会改变之机制(mechanisms)(如透过追溯相关事件与人物,探讨导致政府在批准人权公约后改变其行为之因果机制)。

质性与量化方法两种取向之贡献已广泛受到认同,两者各有其特性但并不互斥,本质上亦无优劣之分。(Babbie, 2010)研究方法之选择除了基于研究者之兴趣、专业知识、资源和数据之可接近性(data access)以外,主要应取决于研究问题。毕竟,研究方法是研究者用以搜集、分析信息,据以回答研究问题之工具,研究者在设计研究时,必须本于问题所需之数据决定最适合之方法,此在人权研究中亦不例外,(Coomans, Grünfeld & Kamminga, 2009: 15)读者应可在以下例子中察觉研究问题与方法之间的连结。

再者,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并非楚河汉界。事实上,质性研究对于社会现象之描述和过程之追溯,量化研究对于大规模资料之掌握及统计相关性之分析,均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现象之了解,两者应为相辅相成,研究者即便不具有同时从事量化与质性研究之能力,亦有必要了解不同研究方法之特性,意识到自己所采纳之方法可能面临之局限,并借助其它不同研究来弥补不足。

以下以美国学界一些重要著作为例,介绍近年来国际人权领域关注之实证问题和研究方法。这些著作不论在理论或方法上,对后来之研究均有相当大之贡献。本文着重于研究者在方法上之选择、其突破与可能之局限,并简单介绍各书之理论核心与发现。

1. 究: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人权研究传统上多使用质性方法,尤其以个案研究(case study)居多。

个案研究之特性在于,研究对象为一个或多个范围确定之系统(a bounded system (case) or multiple bounded systems (cases)),研究者通常从多方面搜集数据,如观察、访谈、视听数据、文件报告以及物品等,据以深入描述案例以及核心议题(themes)。(Creswell, 2007

在国际人权研究中,常见以国家甚至区域为单位之个案研究,其中 1999年出版之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即为典型之例。在该书中,作者们注意到国际人权规范不断发展,国家也纷纷签署批准人权公约,但究竟在实务上是否发生任何作用?哪些机制使得国际人权之观念、规范可以改变国内人权实践?

作者们选择个案研究法,以国家作为研究单位,但与一般常见之「单一案例」(single case study)方法不同,书中大部分采用「对照案例」(paired case studies),以同区域两案例相互对照之方式,探讨国际人权规范在不同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之国家中,如何对国内之实践产生影响。

在案例选择上(case selection),作者们企图将研究结论广泛地适用在全球之人权发展上,因此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区域,包含人权问题严重之非洲、阿拉伯、东欧、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地区。各区域原则上挑选两个国家,不只包括人权有显著改善、较为成功之案例,亦刻意选择一些人权状况恶名昭彰之国家。作者显然意识到不能只探讨正面影响,亦应考虑人权规范之局限。

由于资料之搜集与分析难以涵盖全部之人权议题,该书将研究范围限缩在生命权(依作者定义为免于法外处决、强迫失踪之权利)以及免于酷刑、任意羁押之权利。作者认为,由于这些权利为人权之基本核心价值,相关规范亦为各国普遍接受,如果国际人权规范可以透过某些机制发挥其作用,研究者应可在此等领域中观察到此现象。如果这些规范未导致人权改善,那么其它较不具有国际共识之人权亦难取得进展。再者,作者也考虑到数据之可接近性,由于国际特赦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对此等议题之重视,相关资料较为充分,可追溯至 1970 年代中期。

什么机制导致人权规范发生作用?针对此研究问题,作者们提出「螺旋模式」(spiral model)之理论,认为人权规范要改变国家行为,一般会历经五个阶段:(1)政府「镇压」国内反对人士(repression),(2)「否认」人权规范之正当性(denial),(3)随时间经过,政府可能在国内外压力下对人权规范做出「策略性让步」(tactical concession),(4)承认人权之「规范性地位」(prescriptive status),(5)最后在持续之压力下改善人权实践,产生「与规范一致之行为」(rule-consistent behavior)。

作者采取个案研究法之目的,在于探讨各案例是否出现「螺旋模式」之过程。个案中特别关注国际人权规范传播到一国国内之过程,着重于国际间与国内社会行动者之角色,特别是「跨国倡议网络」(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Keck & Sikkink, 1998: 8)透过追溯这些行动者如何迫使违反人权之政府改变其行为,建立起导致此现象之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s)。个案研究法相当适合此类探讨过程之研究。

虽然该书提出之理论以及大范围之个案研究有许多贡献,但就方法而言,即便作者们囊括不同区域和国家,刻意增强案例之多样性,强调「螺旋模式」能够适用在不同文化、政治或经济体系之国家,但此结论值得商榷。个案研究虽能够在个案之基础上发展出概念性之理论(例如该书提出之「螺旋模式」),以适用在其它条件类似的案例或情况,(Firestone, 1993)但毕竟质性研究在选择个案时并非随机取样,不具量化研究中「样本」之「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研究者不宜将统计之推论方式平移套用在质性研究上。换言之,虽然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一书在全世界大部分区域中选择了一些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但这些案例毕竟不是量化研究中代表「母体」(所有国家)之「样本」,因此研究者无法将个案研究之结论通则性地适用到所有国家,顶多能够适用在条件类似的其它个案上。18

2. 民族志:Human Rights & Gender Violence: Translating International Law into Local Justice

人权之质性研究虽以个案研究居多,但近年来民族志方法亦对此领域有相当贡献。采此方法之人权研究者多为文化人类学者,倾向于认为人权具有一定之文化意义,本质上为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因而此类研究多聚焦在社会与人权观念(ideas)之互动,突破了传统学界研究联合国人权法规之取向。(Goodale & Merry, 2007

法律人类学家 Sally Engle Merry Human Rights & Gender Violence:Translating International Law into Local Justice 一书可说是民族志运用在人权研究上之经典。民族志之目的在于研究拥有同一文化之群体,了解该群体之行模式、价值理念与语言。(Creswell, 2007: 68)身为人类学者,Merry 感兴趣的是国际间如何对人权观念形成共识?舶来之人权观念如何为在地行动者(local actors)所理解、诠释与运用(或抵抗)?亦即国际(global)与在地(local)如何互动?

Merry 提到,传统上,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为小规模之社会单位,且多限于特定之地域。但在全球化之今日,文化之传播既已打破疆界的限制,人类学家必须以新的方法研究全球性之文化流动。(Merry, 2006: 29Merry 在方法上之贡献在于将民族志研究方式运用在跨国界之现象上,亦即以其所谓的「无疆界之民族志」(deterritorialized ethnography),探讨人权观念如何在全球蔓延、在地生根。

该书以防止性别暴力为主题,首先探讨相关妇女权利规范如何在国际间产生。Merry 观察许多联合国会议、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以及跨国学术实务之交流后,发现来自全球各地之参与者在讨论人权时,无论在使用之词汇或讨论过程上,都具有一定之特征,人权规范在国际间之论述自成一个强调个人权利、自主性与平等之文化体系。

Merry 接下来以亚太地区的夏威夷、斐济、印度、香港、中国作为对象,探讨究竟从国际输出、带有一定文化意涵之人权规范,到了地方上如何发挥其作用? Merry 认为,国际人权观念传播到国内之过程,可说是一种将国际人权成在地语言、在地论述之过程(她称之为 vernacularization”)。

这些外来之观念是透过中介者(多为人权活动人士)以当地可以理解的论述与方式加以传播。在这过程中,处于国际和地方之间之中介者(「翻译者」)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不但要考虑当地社会可以接受之程度,也要忠于国际人权对于个人自主性之基本理念,有时这两者间可能产生冲突:以地方上熟悉的论述传播国际人权可能使人权观念更容易被接受,但有时当地观念恰恰是阻碍人权发展之原因。若要对当地父权社会之论述提出挑战,将可能引起人们强烈抵抗,但彻底改变人们对于人权之理解正是国际人权之威力所在,此等矛盾均为「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Merry 提出之「无疆界民族志」,一方面顾及民族志对文化之观照,同时又突破传统民族志在地域上之限制,相当创新。然而要了解全球之文化流动本来不易,有论者批评该书之研究不如传统民族志深入当地情况(如 Lazarus-Black, 2006)。确实,与一般民族志之田野工作相较,Merry 在斐济、印度、香港、北京之时间不长,不过该书已尽量在广度与深度中求取平衡,对许多案例亦有细腻之描述。Merry 或许已经预测到此种批评,在书中第一章便说明了其研究方法之挑战。除田野工作之期间外,亦清楚交代了研究对象之选择、研究数据之来源、观察之方式、访谈之人数以及使用之翻译、助理等。有鉴于研究方法往往是实证研究结果是否正确可靠之关键,Merry 对于方法之公开透明,值得赞赏,此不仅有助于其它学者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亦能促进实证方法之讨论与发展。

3. 量化分析: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

统计方法约在 1970 80 年代开始应用在人权研究上,1990 年代中期首度出现关于全球性人权实践之统计研究,至于目前受到学界瞩目之国际人权政策与规范之作用,一直要到 1990 年代末期方见相关统计研究。(Hafner-Burton& Ron, 2009: 370-371Oona Hathaway 2002 年在《耶鲁法学期刊》发表之文章〈Do Human Rights Treaties Make a Difference?〉,在全球基础上以统计方法探讨国家批准人权公约与批准后实际之人权状况,即为一例。Hathaway 发现,人权记录较差之国家批准人权公约之机率较高;而且,人权条约之批准反而与国家违反人权状况具有统计上之相关。Hathaway 认为这是因为人权公约之批准对国家而言几乎没有成本,许多口惠而实不至之政府藉批准公约来缓和外界批评;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和其它外界压力在国家批准公约后趋缓,政府违反人权之情况因而加剧。(Hathaway, 2002)此结论在法学界及其它领域引发广泛之讨论,连带使学者们更加注意量化方法在人权研究中之运用。

量化方法近年来在人权领域上最大之突破,当属政治学者 Beth Simmons 2009 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该书被誉为是人权量化研究方法之里程碑,对于人权理论与方法均有重要之影响。

Simmons 同样对于人权公约之实际作用感兴趣。她注意到过去的人权量化研究均得出相当悲观的结论,即人权公约之批准对于一国之人权实践没有任何正面影响。但 Simmons 认为过去之研究并未确立人权公约可以发挥作用之条件(conditions),有必要以新的理论重新检视人权公约在何等条件下可改变国家之人权实践。

她指出,对于人权公约之落实具有最切身之利害关系莫过于国内人民,这些所谓的「在地利害关系人」(local stakeholders)有最大的动机对政府施压,而他们是否愿意动员要求政府落实人权公约之保障,主要取决于该国之政治体制是否民主:在稳定独裁国家,人民动员可预期之效益(因动员成功增加之人权保障)极高,但另一方面,国家对人权的打压亦使得动员之成本极高,抑制了人民动员的意愿;在稳定民主国家,人民动员之成本虽低,但稳定民主国家之人权保障普遍较为完善,因此动员预期带来的效益偏低,人民缺乏动员之诱因。相较之下,在部分民主和转型民主国家,民间动员之成本低,预期之效益高,因此 Simmons 认为在这些国家中应可观察到人民较愿意动员,要求政府改善人权之现象,此即为 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一书研究之出发点。(Simmons, 2009; 2012

依据上述理论,一国之政治体制为人权公约批准后是否得以落实之关键。因此,有别于过去之量化研究,Simmons 在分析资料时将全世界国家分为三种类别:稳定民主国家、稳定独裁国家、部分/转型民主国家,在不同类别中评估人权公约批准之影响。此外,除了政治动员,在地利害关系人亦可能将权利保障之要求诉诸法院,如果法院较独立且能发挥作用,则人民较有意愿向法院提起诉讼。准此,Simmons 预测,公约是否落实亦将取决于国家之法治程度(rule of law),因此书中亦特别注意法治程度与批准后公约落实之关系。

Simmons 选择之议题包括《公政公约》之宗教自由和受公平审判权、《公政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与废除死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与女童平等受教权、妇女生育健康和平等工作权、《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与减少酷刑、《儿童权利公约》与童工、儿童健康及童兵问题,涵盖范围较先前之量化研究全面。

Simmons 之统计结果大致上验证了其提出之理论,亦即在部分/转型民主国家,人权公约之批准与许多权利之实际改善,具有统计上之正相关,但在稳定之民主或独裁国家中多无统计上之相关或者改善程度较不明显。 此外,法治程度较高之国家,亦较可能在批准后改善某些人权,如妇女权利以及禁止酷刑。

本书有许多突破,其中在方法上最重要之进展,应为对于数据之分类(disaggregated data),(Shaffer & Ginsburg, 2012:24)包括国家民主程度以及法治程度之分类,此方法使得 Simmons 得以超越过去量化研究对于批准与批准后人权实践间关系之讨论,进一步剖析人权条约在哪些条件下可改善人权,其相对乐观之研究成果修正了过去量化研究之结论。

Simmons 另外一个方法上之特点在于对混合方法之重视,在混合方法逐渐受到学界认可之际,Simmons 在书中特别提到,她其采用之统计方法虽能得出统计相关性之结论,但许多相关性结论背后之因果机制,还是必须辅以个案研究才能加以评估,其因而在书中包括了一些个案研究,如智利、以色列之反酷刑运动和日本、哥伦比亚之妇女权利运动。此种结合量化与质性数据之混合方法,说明了量化与质性方法互补之关系。

美国学界在人权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已蔚然成风,无论是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学者均在方法上力求创新与精进,甚至结合两者累积之知识与技巧,期能对国际人权之实践提供准确完整之图像。最后值得一提,对研究方法之注重非仅学术界而已,随着非政府组织对人权调查、监督之活动增加(包括访谈目击者与被害人等),在实务界也可看到类似之趋势。过去曾有不少关于非政府组织调查报告偏见之批评,许多非政府组织开始注重如何以妥适之方法进行事实调查任务(fact-finding),以确保报告之正确与公信力以及组织之声誉。

例如经常公布人权调查报告之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便在网站上说明其研究方法,强调从多方搜集信息、实地进行调查以及对受访者之保护等。

三、实证研究方法在人权领域中特别之挑战

关于研究方法之挑战非人权研究所特有,但由于人权实证研究之一些特点,研究者在方法上有一些应特别注意之地方,尤其在研究伦理以及信息之取得与分析方面,以下提出几点常见问题。

人权研究可能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即涉及研究参与者之研究(human subjects research), 进行 访 谈、 验。 国,此 理, 括: 性(respect for persons),避免损害其权益并致力促进社会利益(beneficence or do good”),给予研究参与者公平、平等之对待(Justice)。美国联邦法规进一步要求学校和研究机构必须设立机构审议委员会╱研究伦理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审核所有以人为对象之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教师与学生,在进行此类研究之前均须向校方或所属研究单位之研究伦理委员会申请核准(或申请「免除审查」),以确保在研究过程中遵守相关伦理规定,降低研究带来之风险。

在我国,研究者关于个人数据搜集、处理及利用须遵守《个人数据保护法》之规定,但法律尚未针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研究伦理加以规范,目前国科会、中央研究院以及一些大学已开始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之研究伦理审查,一些学门亦拟定自己之伦理守则。

人权研究既然是以人权为出发点,研究者自应本于尊重人性尊严之理念,遵守研究伦理,确保研究参与者之自愿性,取得其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保障研究参与者之隐私及权益。这些原则虽然听起来简单,但实际执行起来相当不易。研究者除了对研究伦理须具备敏感度外,亦需对在地文化、研究对象之风俗习惯有深度了解,对研究参与者之需求有同理心,且不能缺乏对研究目的之省思。

在人权研究中,研究参与者可能是被害人,研究者此时应注意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举例而言,「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访问卢安达 1994年种族屠杀事件中被性侵之幸存者,在出版之报告中特别提到对于受访者保护之重要性:研究者相当注重被害人隐私及安全之保障,将所有访谈数据匿名处理,并且使用女性翻译,这些翻译通常也是被性侵之幸存者,访谈时也尽量使受访者有充分的时间和隐私回想她们的经历。(Human Rights Watch1996)人权研究另一个特别之挑战在于资料之可接近性,这不只是人权研究独有之问题,但在此领域挑战特别大。人权信息除了可能因政府数据库之建设不足而无法取得外,有时则是政府不愿意公开,甚至对违反人权之状况刻意掩盖。

人权在许多国家为敏感问题,相关资料可能被视为国家秘密(如中国政府每年执行死刑之人数),人权研究活动也可能遭到政府箝制打压,对这些地方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必须特别小心给研究参与者带来之风险以及自身之风险。

此外,许多研究者指出,人权报告之信息有其极限,在分析数据时应特别谨慎。常见之问题如报告之公正性,目前对于全球人权状况之资料,要属美国国务院和国际特赦组织每年公布之人权报告最为齐全,经常为量化研究或人权指针之资料来源。但批评人士认为美国国务院之人权报告可能受到政治意识型态之影响,对于各国人权状况之报导并非公平。(Qian & Yanagizawa,2008)又如,被报导的信息不见得如实反应现实,毕竟人权报告仅呈现被记录之信息,当监督、报导活动增加时,被揭露之人权违反情况亦随之增加,此不见得是客观人权状况恶化所致。(Hafner-Burton & Ron, 2009: 374)这种资料特性甚至会导致一些反面之结果,例如在一些信息自由度极低之国家,关于人权负面报导反而较少,而信息自由高之国家由于人权报导较为充分,负面消息反而可能较多。(Goodman & Jinks, 2003: 175)此外,在人权报告或数据库使用评比分数或编码时,由于数字之局限,不见得能够反映实际上人权状况之改善或恶化,例如量化研究经常使用之 Political Terror Scale,用以测量政府对人民之暴力,包括杀害、酷刑、失踪及政治拘禁,共有五个等级,为侵犯人权最严重之国家,为记录最良好之国家,但由于只有五个等级,有时实际上人权之变化无法反映在数据上,(Hafner-Burton & Ron2009: 381)例如等级5之国家就算人权再继续恶化,也还是被归类为等级 5。这些资料问题有些可透过研究者之研究设计解决,但碍于资料永远有其局限,有些问题并无理想之解决方案,然而无论如何,研究者应对此类问题保持警觉,在研究结果中说明可能之偏误。

最后,人权是一个具有强烈价值取向之研究领域,研究者不免有自己之信念与价值判断。有时候研究者本身为直接参与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因此,究竟人权研究是否应保持客观,又要如何保持客观?对此大哉问,恐怕没有简单的答案。不过,在此值得强调,实证研究目的在于探索社会现实(reality),尽管任何研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客观,但研究者仍必须避免以先入为主之观念不当影响研究结果。如何避免研究结果因自己主观期望而产生失误,是不断学习之过程,不过笔者认为第一步应为提升研究方法意识、妥善使用研究方法。当研究者可能因偏见选择性地聚焦在某现象而忽略其它事实时,研究方法可扮演一种制衡机制,引导研究者有系统地搜集检验数据,使研究者不只看到支持自己理念之现象,其目光也能察觉到相反之事实。此外,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之公开透明,亦能有助于外界检视指正错误,促进后续研究之发展。总而言之,研究方法可说是研究质量之基石。

四、结语

有鉴于人权相关现象之复杂与多面相,不论在实证研究方法之设计上,或在资料之搜集和分析方面,均有不少挑战。研究者于从事人权实证研究时,如能保持对方法之敏感度,了解不同方法之长短,选择适合研究问题之方法,可减少不必要之尝试与错误。本文以一些重要之国际人权实证研究为例,介绍美国人权学界近年来之实证研究取向、关注之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之发展。即便实证研究已成为趋势,人权领域目前还有许多亟待探索之实证议题,在方法上亦有拓展空间,值得各国研究者努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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