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权政策规范对法国国内法律判决之影响
时间:2014-05-16 11:52:20  来源:台湾人权学刊  作者:Yves Charpenel

Yves Charpenel

法国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

翻译:吴志中

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摘要

二次大战之后,欧洲各国为了保障欧洲人民的安全与和谐发展,逐步建立了欧洲理事会、欧洲联盟以及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并通过《欧洲人权公约》,设立欧洲人权法院。这些机制逐步发挥影响力,尤其对各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即在介绍上述欧洲人权体系如何影响了法国的司法判例以及法律与制度的变迁。

 

关键词

欧洲理事会、欧洲联盟、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法国司法体系

 

前言:欧盟建立之初有关人权之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决定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及法律共同区域,以保证欧洲大陆居民之间能够有一个和谐之发展。

为此,欧洲各国建立了许多组织机构。而这些欧洲机构也逐渐发挥共同影响,尤其在各会员国之国家司法判例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一个非常复杂与多元的欧洲大陆基础上,这些司法机构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形成越来越紧密之合作。

在众多欧洲机构制度中,首推欧洲理事会。1 该机构创立于 1949 年,目前拥有 47 个会员国以及多达八亿之人口数目。

欧洲理事会创立的目的是为了要提升欧洲大陆整体之多元化、民主、人权以及法治国家…等等议题之深化与具体实践。

上, 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该机构设立在法国史特拉斯堡,专门负责监督《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ECHR)是否有确实被实践。

欧洲理事会首先透过部长委员会,以强化对议题以及会员国之约束力。部长委员会不仅负责追讨被理事会惩罚国家之罚款,也监督理事会所要求之法律修正案在各会员国确实执行。

此外,理事会也设立许多不同之独立专家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不定期前往各会员国进行监督与调查工作。他们根据调查结果撰写报告,并且对各会员国之司法判决造成影响力。

在这些不同之独立委员会里,特别以「欧洲防止刑求及违反人性处罚委 」(Committe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le comité européen pour la prévention de la torture et des peines ou des traitements inhumains ou dégradants /CPT)最具象征性。

委员会的专家由部长委员会选举产生。这些专家每年前往各会员国之监狱与看守所访查,与受刑人自由交谈并且撰写报告。在公布报告之前,这些专家也会要求先收集并检阅各会员国之观察意见。

平均而言,每一个会员国每四年都会接受欧洲防止刑求及违反人性处罚委员会之访查。

在同样的政策逻辑之下,为与各会员国建立常态的对话机制,以及维持预防机制的运作,欧洲理事会也设立「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ttee of Social Rights)。这一个委员会的任务在于检视各会员国在国家法律的设置与国家政策的推行层面上是否符合《欧洲社会宪章》(EuropeanSocial Charter)。2

「欧洲对抗种族歧视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Racism and Intolerance)则长期监视欧洲各国有关因为族群、国籍、皮肤颜色、宗教、语言的差异性而发生之歧视问题。3

最后,欧洲理事会也设立「保护各国少数族群框架公约咨询委员会」(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4

1997 年,欧洲理事会设立了一位人权专门委员。这一位人权专门委员由欧洲议会选举产生,一任六年,负责下列三项主要任务:5

第一:提升人权教育并且促进大众对人权议题的关心。

第二:清查各会员国无助于全面实施人权之法律条文。

第三:促进各会员国必须尊重全面人权的生活。

欧洲联盟是欧洲第二个有关人权最重要之组织机构。6 欧洲联盟建立于1952 年,目前拥有 27 个会员国以及五亿的人民。欧洲联盟在希望透过建立共同政治、经济与法律区域以强化各会员国之间关系的计划目标上,比欧洲理事会更具野心。

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在加入之前,必须先通过《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这表示该国接受欧洲联盟所有会员国有关人权之共同标准。

举例来说,所有接受《欧洲人权公约》的国家必须废除该公约所禁止之死刑法律。

为了保证欧洲联盟所设立之「自由、安全与正义」目标得以实践,欧盟建立了以下所列许多组织机构:欧洲议会负责立法、欧盟理事会全权处理经济事务、欧盟执委会掌握行政权,以及设立在卢森堡监督各会员国是否遵守各项条约的欧洲联盟法院。7

关于捍卫人权政策之议题,欧盟定义了四项优先政策:

第一、 在捍卫政治多元化、媒体自由化以及建立有效司法体系的同时,强化民主的建立。

第二、 在死刑还存在的所有角落,全力促成该刑罚的废除。

第三、 透过预防与强烈干预的方式对抗刑求。

第四、 对抗种族歧视与其它各项歧视。

最后,欧洲设立了第三个组织机构以全力捍卫人权之价值。8 「欧洲安全暨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1975 年,最初以军事安全为首要目标。

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的角色逐渐扩展至人权的保障与提升,因为人权被视为保障和平最重要之关键。

「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采纳了许多机制以确保其目标的达成,如同《赫尔辛基协议》9 1948 年《联合国宪章》10 结合所定义的友好实践。其次,是1989 年开始的维也纳机制,让会员国之间可以就人权议题互相进行抱怨控诉。再来是 1991 年的莫斯科机制,让该组织得以动员立场中立的专家介入以解决会员之间的冲突。

此外,也设立一位高级专门委员,专司负责国家少数族群与新闻自由的议题,并且定期撰写这些议题之报告。

透过这些逐渐被建立起来的复杂机制,欧洲人权议题也产生了两个正面的主要发展。首先,各国有关人权的法律机制逐渐一致化,其次是各国人权状况也因此产生了显著的改善。

而在各国司法体系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主权国家原则,更因此逐渐淡薄,让奠定在一些基本共同司法原则之上的欧洲司法体系争取到越来越多之空间。

基于这样的发展,本文观察到四个主要的现象。这些现象对法国司法判例造成非常深层的改变,正好解释了欧洲规范对法国司法体系之重大影响。

 

一、受到欧洲人权公约重大启示之发展

《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理事会捍卫人权最重要的依据。

加入欧洲理事会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通过《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在 1950 年通过,11 1953 年正式实施。法国在 1974 年通过实施。

《欧洲人权公约》的特色不仅仅在于保障实质性的权利,如同言论的自由或者对隐私权的尊重,而且也捍卫程序正义的权利,以及公约第六条有关于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所有这些权利,透过公约 18 项条款与 13 项约束性条文都定义地非常清楚。

同时也设置欧洲人权法院,作为《欧洲人权公约》保障人权的最高法院。12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对各会员国有强制性的效果。

欧洲人权法院总共有 47 位独立自主的法官。每一个会员国得有一位法官,但是必须透过欧盟议会的选举而产生。每一位法官的任期 9 年,而且不得连任。

欧洲人权法院内部分为五个大部门(sections),而每一个部门再区分为由 7 位法官所组成的庭(chambres)或者 3 位法官所组成的委员会(comités)。

17 个法官所组成的特别庭(Grand Chambre)专门负责审查由各庭所做出的判决,是欧洲人权法院重要的审查机制。

欧洲人权法院所审理的案件,必须是穷尽各国的国家机制而仍然无法解决的案子,再加上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案件必须具名,并且在国家机制做出最终判决六个月内送到欧洲人权法院。

第二、申诉案件必须具体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所保障之权利。

第三、申诉者本身的权益受到具体的伤害。

第四、申诉案件不得是旧案重提。

开庭审理的过程是公开的。一般案件由 9 位法官决定该案是否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对于比较重大的案件,则由 21 位法官在特别庭做出判决。

如果违反人权的事项被法院法官接受,律师们就必须寻求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之友好协议(accord amiable),以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之公平方案(Une satisfaction équitable)。一般而言,公平方案多为被控诉的国家政府必须付出适当之金额作为赔偿,甚至最后导致国家法律的修正。

2012 年,1,678 个判决出炉,尚有 140,000 个案件仍然在审理中。

同样在 2012 年,欧洲人权法院审理了 2,550 件有关法国政府的调查个案,但是其中 2,518 件被宣告没有违反人权,因此没有再持续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其中,欧洲法院就 29 件做出最终判决,认为有 19 件至少违反《欧洲人权公约》之条款。

(一)法院判决该案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这些判决通常都是一种宣告,其内容仅仅是阐述该案件是否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所列举之权利。

依欧洲人权法院在超国家职权上的规定,禁止其法庭的判决直接废除各主权国家的法院判决与结果。因此,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通常局限在对受害的个人进行金钱赔偿。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欧洲人权法院被赋予的超国家职权只能够让其最终判决限制在个人的损害赔偿。

再者,欧洲人权法院的最终判决不能够作为各主权国家执行之法律依据。

欧洲法院判决的执行成效由部长委员会来确保。不过,在个人的要求之下,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自己有权监督判决是否有确切执行。

最后,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效力只及于各国国内法判决结果所牵涉到的主管机关。

(二)关于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所提议双方都能接受之公平方案(Satisfaction équitable

双方都能接受之公平方案其本质就是金钱上的和解。之所以会赋予受害者这样的解决方法,是因为:「主权国家被质疑的法律已经无法让违法的事件完全消失」。

欧洲人权法院所同意之赔偿金额应该由被判决为确实违反人权之政府负担。金额总数必须能弥补受害人在这一件案件上的花费,以及物质与精神上的损失。

赔偿的总金额可能会非常的巨大。例如,法国政府就曾经被迫付出一百万欧元,赔偿因为受到族群歧视而失去工作的一群受害者。

被控诉的政府必须在最终判决之后三个月内付出罚金。如果有所延迟,欧洲人权法院得要求政府加付因延迟而生的利息费用。

自从 40 年前法国同意签属《欧洲人权公约》之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持续对法国法律以及法院判决造成影响。《欧洲人权公约》所代表的价值不断超越法国的国家法律,进而捍卫该公约所保障之权利。

二、对国家法律之影响

欧洲人权法院之判决对国家法律所造成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在每一次各主权国家的法律被欧洲人权法院判定与《欧洲人权公约》的原则相抵触时,其超国家的特征对各国基础性法律与判决过程产生重塑的影响力。

以法国为例,以下四个判例可以做为参考:

第一、死刑的例子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白色恐怖之后,法国于 1795 年废除死刑。

其原因在于法国当时认为死刑并不能代表正义,而且可能有司法误判的风险,同时对犯罪没有吓阻的功效。

1810 年拿破仑恢复死刑。当时新公布的刑法明确指出:「所有被判死刑的人必须头颅与身体分家」。13

这样的情形一直到 1981 10 9 日,法国才再次废除死刑。此时,法国也同意通过《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的约束条款,废除死刑。14

2007 2 月,法国国会通过法律,在宪法层次废除死刑。

「没有任何人可以被判处死刑」。

法国废除死刑政策建立在由许多国际司法工具所捍卫关于废除死刑的基础架构上,如同下列所举:

1. 1966 年依《联合国宪章》所制订之《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后来通过之第二任择议定书。

2.《欧洲人权公约》第 2 条。

3.《欧洲人权公约》第六与第十三任择议定书。

从此之后,法国开始参与并且支持所有以废除死刑为目标之国际活动。

我们也特别观察到,从 1978 年到 2003 年之间,法国人民对于死刑之意见有了完全不同之看法。

1978 年之时,58% 的人反对废除死刑。

2003 年,58% 的人反对恢复死刑。

关于引渡的问题,法国非常注意,并且拒绝任何来自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之引渡要求。

因此,当引渡要求送达时,唯有申请国之政府以最严肃之态度保证不会对引渡回去之嫌疑犯施以死刑,法国政府才会同意此项要求。

因此,法国从 1981 年起,就不曾被欧洲人权法院就生命权问题提出控诉。

第二、刑事诉讼程序前言的例子

法国在 2000 6 月修法更改了国家的刑事诉讼法。这一次修法的目的是为了很明确地在刑事诉讼法加入一项前言条款,清楚表示法国实施刑事诉讼程序所必须遵守之基本原则:

第一条:刑事诉讼程序必须公平而且兼顾每一方的论述,以便保护当事人权利之均衡。

刑事诉讼程序必须捍卫检察体系与司法体系之明确分界。

所有被起诉之人,如果其所犯之罪刑类似,应该根据相同之法律条款进行审判。

第二条:在整个刑事诉讼的程序当中,司法主管机关必须监督信息的传递,以保障受害者之权利。

第三条:所有被怀疑或者被起诉犯罪之人,在其罪刑尚未被确立之前,都必须被视为清白的。在法律同意的条件之下,所有侵犯到无罪推定原则之事项都必须被告知、补偿及打击。

必须告知所有被怀疑或者被起诉犯罪之人被起诉之原因,并且有权利要求律师之协助。

对于被怀疑或者被起诉之人所做的任何限制,都必须是司法主管机关所做的决定或者是在该机关的有效控管之下。这些限制的命令都

必须严格限定与诉讼案件有关,而且必须符合该案件之比例原则,同时不得侵犯该人之尊严。

对被怀疑或者被控诉之人所做的诉讼必须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尽快结案。

所有被怀疑与被控诉之人都有权利要求其被控诉之案件再由另外一个司法机构进行审理。

在刑事与惩教的事务上,没有律师的协助或者陪同,任何人都不得被宣判为有罪。

法国这些刑事诉讼程序的改变,都是为了让欧洲人权标准适用于法国各法院之刑事诉讼中。

而整个加在刑事诉讼法前言之原则,事实上就是《欧洲人权公约》所坚持之主要精神内容。

随后,法国的司法机关也逐渐习惯将这些前言条款的精神纳入其审理的案件当中。15

而这些前言条款之一般原则精神也启发了法国许多刑事诉讼程序之新改革。

第三、拘留或者羁押的例子

欧洲人权法院从 1993 年之后,曾经数度控告法国的诉讼缺乏公平之精神,且对被告权利不够尊重。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对于嫌疑犯之拘留或者羁押条件不被欧盟人权法院接受。

法国宪法委员会于 2010 7 30 16 对法国拘留羁押嫌疑犯之条文做出宪法解释,认为这些条文无法让嫌疑犯一遭到拘留羁押就可以得到律师之有效协助,因而违反了法国宪法之精神。

法国宪法委员会因此给予法国政府一年的时间修改法律,以改善每一年达80 万次之嫌疑犯遭到拘留羁押时之状况。

然而,在 2010 10 19 日,17 法国最高法院根据宪法委员会的判决,也参考欧洲人权法庭之判决,做出决议认为法国政府有关拘留羁押的整个法律条款违反宪法,因此于 2011 4 15 18 要求法国政府立即修法以符合欧洲人权公约之精神。

为了凸显法国最高法院这些判决的重要性及可能造成之影响,最高法院还特别公布了以下之对外说明:

2011 4 15 议(n ° P 10- 17.049, F 10-30.313, J 10-30.316 et D 10-30.242),法国最高法院的院会判定法国有关拘留羁押的法规必须遵循《欧洲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19 6 条第 1 款的规定,将取得律师于第一时间之有效协助视为基本权利。

接受这些案件审理要求的第一民事法庭在检察长的要求之下,将该案件送到最高法院院会去审理。这样的案件移送也成为权利之一。

四个不同国籍的人因为触犯法国法律而被移送法办并且羁押。一位是因为犯了窃盗罪,而另外三位则违反了外国人居留法。在羁押之后,随后经过判决,主管机关首先判决这些外国人必须遣返,接着,一项判决又决定这些违反法律之外国人必须延长羁押。当检调机关行文要求负责决定释放与拘留之法官,进行延长羁押之要求时,被羁押者随即提出异议,认为他们被羁押之初与被讯问的时候都没有律师陪同。根据羁押庭法官对嫌疑犯的判决书,里昂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认为该判决合乎法国法律(n° P 10-17.049 判决书),而雷恩市(Rennes)则认为违反法国法律(n° F 10-30.313, J 10-30.316 D 10-30.242 判决书)。

根据检察长在雷恩市起诉 4 位嫌疑犯之起诉书内容,法院院会也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做出裁决:

第一个问题是法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法第 63-4 条第 1 6 段关于羁押的内容是否与《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的内容互相不违背。法国法院之院会根据 2010 10 19 日刑事审判庭所做的决议,认为刑事诉讼程序法第 63-4 条所订的法条规则无法满足《欧洲人权公约》第6 条之要求。法国法院院会做出宣判认为为了满足《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第 1 款有关公平诉讼之权利,必须在一般法条上规定受羁押之人在一开始被拘留的时候以及接受讯问的过程中都可以得到律师的协助。

第二个问题是当发现法国法律无法配合《欧洲人权公约》之精神时,必须立即修改法国法律或者给予一定的时间进行修法。应该注意的是,根据规定,所有签署《欧洲人权公约》之国家,必须立即遵守欧洲人权法院之判决,不能等到被控诉之后或者修改国家法律之后。

在这个议题上,法国最高法院否决里昂法院依法国法律所做出之判决,推翻其继续羁押外国嫌疑犯之裁定。最高法院决定立即将《欧洲人权公约》之规定应用在法国之案件,认为人权公约所保障之权利必须有效而且具体实施。法国法律所强调有关国家安全以及司法良好管理之概念不能超越公平诉讼之权利。

法国国会议员也同意这样的论述,并且在 2011 4 11 日通过新法律,20更改法国有关羁押拘留的制度,以符合《欧洲人权公约》之精神与内容。

第四、检察署位阶(statut du parquet)的例子

欧洲人权法院曾经有机会参与正在进行之法国检察署位阶改革计划。这个改革计划希望让被告拥有比较多的权利,并且与检察体系能有比较平衡的地位。

1998 3 31 Reinhardt Slimane-Kaid 的两项判决 21 开始质疑在法国已有两百年历史的检察署在审判过程中之角色。检察署由检察官组成,但是和政治权力有上下阶级的关系。前述两项判决认为检察署身为重要的检调主管机关,因此需要在政治的上下阶级关系里保持一个独立的机关身份。

法国的最高法院也在随后做出判决,结束法国检察官参与审案法官之间的会议与判决讨论(但是律师不参与)此一古老传统。

同时,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检察官的意见从此必须送交案件的各方。

最高法院的检察总长也在 2002 年接受这样的判决,并且决定改变整个检察署的工作方法,以配合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律规定。

为了满足公平诉讼之欧洲标准,最高法院检察官不再参与每一次法院开庭之前的准备会议以及宣判会议。

这一次必要的改革,除了凸显出最高法院检察长特殊地位及法国传统在各法庭的组织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外,对刺激法国深切反思检察长的角色,有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官(Avocat général 长(parquet général)所主导的合议庭。而合议庭也必须改革,以反映更多的学术研究结果,以及法律专家透过不参与审判但却与社会力量及经济发展对话而发展出之法律新见解。

因此,最高法院之检察长(Parquet général)是否有办法配合社会之最新发展以对法理提出最新阐述?

三、对法国管辖权之冲击与影响

法国最高法院在最初对具有超国家特质的欧洲人权法院抱持怀疑的态度。

但是,在二十年内,已经转变成积极提前进行必要的改革。法国最高法院已经完全认可欧洲人权标准之重要性。

这样的改变由两项法国宪法所保障,并受到欧洲积极尊重人权的法律所启发,从而形成新的司法政策:

第一、欧洲公约层面的监督

1975 1 15 日,22 法国宪法委员会做出解释,认为国际条约对法国法律的监督不应该再局限于违宪审查的层级,而必须把这样的监督权释放给一般国内法院,惟须在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与行政法院(Conseild´État)的监督下进行。

而法国最高法院也从 1975 5 24 日,23 根据 Jacques Vabre 的判决开始进行监督。从此之后,检视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成为例行的习惯。法国法官不再避讳去排除所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之法律与规定。法国行政法院估计这些案件的处理占所有案件的 20%

所有的法官都会在每一个程序,确认是否有违反欧洲公约。

法庭也可以在欧洲公约的原则遭受侵犯的时候,直接进行惩戒性的判决。

在每一个由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尤其是最高法院所属之六个不同专业庭

里,每一次的上诉案件都会附上书面数据,再次提及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及法律原则。

上诉方也同样以书面方式回答,随后专业庭的法官提出报告,最高法院检察官也将其专业意见提出,但仅限于就判决结果的适法性提出见解。

整体而言,法国最高法院在刑事案件方面会驳回 5% 之上诉案件,民事案件方面则会驳回 30%

最高法院的法官之所以有这样重要的权力,来自于法国宪法第 55 条。该条款指出,国际条约高于国家法律。

「只要被政府与人民通过接受之国际条约与协议,一旦公布,其法律效力高于国家法律。但是,有一个前提,也就是对等签订国也必须同样宣布确实实施该条约」。

第二、法国宪法层面的监督

当法国法律被要求进行合宪性解释时,这些一般原则也被当作宪法解释时的参考概念。

2007 7 月,24 法国通过法律,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产生冲突的时候,赋予宪法委员会释宪的权力。

2010 3 1 日开始,所有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都有权利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进行释宪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都可以具有优先释宪的权利。

通常这类的释宪案件,首先由主审法官转呈最高法院。若该案的所有条件都符合 2009 12 10 日所通过之组织法,最后就会呈到宪法委员会进行理。

释宪的对象,必须是针对目前正在审理而有冲突之法条,或者是检察官继续追诉之法律根据。声请释宪之法律案件,不能是已经被解释过符合法国宪法之法律案,除非时空背景已经有所改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26-5 条、刑事诉讼法第 R49-26 条,以及 2010 2 16 日所颁布第 2010-148 号法案(décret),法官不能将已经透过优先权,且在最高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审理过的释宪案件再次送往最高法院审理。

因为最高法院与行政法院(Conseil d´État)都认为,声称具有优先权之释宪案(Question prioritaire de constitutionnalité, QPC)首先应审查该案是否值得直接送到宪法委员会。

审查委员会必须很快做出决定,如果认为提交的案件其探讨的法律困境既不新颖也不严肃,则会决定驳回。否则,委员会就会将违反宪法条款原则的法律取消。

这些具有优先权之释宪案必须在 2 3 个月内做出解释。这是为了要让一些需要透过释宪以决定法律是否合乎宪法之案件能够顺利持续进行,避免被不当拖延。

这种新的监督方式,赋予宪法委员会一个机会来精确地确认检察署与最高法院之角色,以符合《欧洲人权公约》与法院逻辑之标准。

在民事方面,如果检察署不是诉讼方,案件会立即送达以便检察署能够马上让外界知道其意见。(民事诉讼法第 126-4 条)

在刑事诉讼法方面,法官会在检察署有关于具有优先权之释宪案的意见公布之后,立即做出判决。(刑事诉讼法第 R49-25 条第 1 款)

不过,如果司法单位非常确定具有优先权之释宪案不会被转呈,则可以径自进行判决而不用顾虑检察署之意见。(刑事诉讼法第 R49-25 条第 2 款)

一旦所有书面报告与判决都公布了,检察署的报告必须清楚地以另外一项文件呈现。否则,会影响到是否将案件转呈至最高法院之决定。

当判决公布之后,必须以各种方法立即知会检察署。(同上, R49-28 条)第在「属于法国三权分立」的精神下,法国宪法委员会发展出法理,将检察署的司法官员设置在司法部的编制之下以负责国家行为,但是也完全承认这些司法人员属于独立的司法机关,是个人自由的捍卫者。

根据统计数字,在 2011 年,最高法院处理了 490 件具有优先权之有关民事与刑事释宪案件,其中 325 件被上呈至宪法委员会。

宪法委员会就这些释宪案作出判决,认为有 39% 全部或者部分违反法国宪法。

2010 年以来开始生效之具有优先权之释宪案,其运作方式已经良好整合入法国的司法体系。法国法官可以藉此精确地检视法国整体正在实施的法律是否符合欧洲相关的人权标准,以及是否也符合法国之宪法精神。

从此以后,检查法国法律与规定的程序,逐渐形成一个机制,也是标准的参考对象。这个机制被称为「合乎宪法性之整体机制」,是由一系列的宪法价值所组成的准则,并且由宪法委员会扮演捍卫者的角色。

这个机制,在内容逐渐稳定扩充之下,由以下原则所组成:

1958 年法国第五共和宪法。

1946 年至 1958 年所公布之不同宪法之前言。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所颁布的人权宣言。

一些法国法律认可的基本原则。(例如集会自由与良心自由)

一些现代社会特殊需要的原则。(例如避难的权利)

一些宪法价值层次的原则。(例如对隐私权的尊重)

一些宪法层次之目标(例如公共秩序的维持)。

环境公约。

这一系列用来解决法律冲突之一般原则,证明了欧洲人权标准对法国传统司法体系,逐渐增加之影响力。

第三、一个国家特殊诉讼程序之建立

2000 6 15 律,25 626-1 626-7 条之法条里,加入一条特别救济上诉之权利。其内容是被告遭欧洲法院宣判为违反欧洲人权宣言之案件,在被告不同意其判决的情形之下得以有重新审理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案件的本质与严重性,会造成被告相当程度的损失,使得根据欧洲人权宣言第 41 条,所提议双方都能接受之公平方案(satisfaction équitable)无法达成之时,被告仍有上诉之可能性。

一个由最高法院 7 位司法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理该年度因不服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而提出上诉,要求重审之案件。委员会必须决定该案件是否成案,然后决定应将该案送至最高法院之院会以重新审理上诉之要求,26 或者送至与原判决同等级之法院进行重审。27 以下提出两件案例:

第一种可能性(将原判决直接取消)。2001 年,被告遭艾斯普罗旺斯法院(Cour d´appel d´Aix en Provence)判定违反城市规划法,其上诉也于2002 5 6 日被最高法院驳回。

欧洲人权法院于 2006 10 10 日做出裁定,认为该判决违反人权公约第七条(惩戒合法性之原则)。28 最高法院之重审委员会于 2008 1 17 日将该案送到院会,院会于 2009 1 13 日决定直接取消 2001 年所做出之判决。

第二种可能性(对案件进行重审)。最高法院重审委员会审理一件艾斯普罗旺斯法院于 2006 11 27 日所做出之判决。随后,欧洲人权法院判定法国法院违反被告权利。(法国法院没有给予被告足够之时间与资源以准备开庭,也没有为被告提供律师之协助)最高法院委员会经过重审之后,于 2011 3 9 日决定将案件送到巴黎法院重新审判。

这些重审的要求在实际的运作上并不多,原因有以下两个:首先,被告通常认为欧洲人权法院所判定之金钱补偿数目够多。其次,被告通常也担心新的判决可能让惩罚加重。

四、现代法国司法体系里有关大陆法与普通法间界线之改变

有关欧洲标准的法律与体系深入法国司法体系最具象征性的发展,是法国的刑法制度逐渐让传统大陆法之「职权调查主义制度」,融合了普通法之「对立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制度」,而形成新的制度体系。

全球化的架构促成了愈来越多的司法合作及交换,同时也形成压力,使传统上这两个差异相当大的制度,逐渐走向整合之路。

其实,这两个体系的差异应该用以下的角度来观察,特别是体系里角色的扮演者以及司法体系的建构的目的。

职权调查主义制度强调法官主导的角色以及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但是对立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制度则注重两造对抗。

在当前,人权议题逐渐浮现成为标准,因此不管是大陆法或者是普通法的国家都不能忽略越来越重要之人权标准。

这样的发展可以在司法体系的三个层次里观察到:

第一是法律层面:首先是法律优先于一切。对于大陆法而言,是属于刚性法律,法律是唯一的参考对象。对于普通法而言,判例才是参考对象,因此也是所谓的柔性法律。29

在两个不同的体系里,法律优先的发展是非常显著的。在大陆法国家,大家已经承认关于人权之欧洲标准已经优于国家法;在普通法国家,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之法律,已经越来越朝向成文法迈进了。30

第二是法官层面:在大陆法国家,「法官是法律的代言人」。31 法官主导刑事审判,但是由于《欧洲人权公约》的监督,法官开始根据一般原则,担任解释法律的角色。在普通法国家,法官主要是仲裁者的角色,检察官则是如同其它当事人一样,是其中一个角色而已。英国创造了区检察官(district public prosecutor)的角色,而美国则是创立特别检察官以便能够更能注意公众利益的重要性。

第三是诉讼程序层面:从拿破仑法典以来,职权调查主义里的法官与检察官就是以找寻真相为目的而不去思考各方的态度。但是,英美体系的典范则是将轴心放在警方调查条件的监督,并且让各方当事人扮演主导之主要角色。传统上,在欧洲有关人权之法理尚未如此进步,欧洲国民之间有关司法合作交换如此快速之前,大陆法与普通法两种体系之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占多数的大陆法体系,强调法官的角色、书写的机密性,而普通法体系则强调各造的角色,口头论述以及调查的公开。

在了解到欧洲过去因为历史与文化之不同,带来的冲突,因此造成欧洲国家之间司法合作关系之不彰,进而形成司法效率的减低之后,欧洲联盟就决定在《马斯垂克条约》里,32 将司法合作建构为重要的支柱之一,并且期望能够在未来形成比其它各支柱更深远的合作。再度强调,在欧洲原则的影响之下,法国刑事诉讼程序在调查与公布判决的时程,给予矛盾原则、公共性以及各造之司法工具相当大的空间。

另外一方面,特别是英国的普通法,自从 1986 年创立了皇家检察服务(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之后 33 ,也证实了政府企图在调查结果中扮演适当角色的国家意愿。吾人再回来探讨法国目前正在实施之司法体系。法国在 1789 年大革命之前的体系曾经是普通法的参考典范,随后的拿破仑法典更深深影响了大陆法系。最近 20 年以来,因为欧盟的建构与整合,使得法国的司法体系也加速演化。目前的体系,与其说是一个体系对抗另外一个体系的胜利,不如说是两种体系的逻辑和平共存。

目前法国刑事诉讼法的特色在于,检察官与主审法官在调查过程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检察官与法官并且可以指挥监督专属警察单位,也就是司法警察。34 在审判的过程中,给予控诉方相当大的空间,但是也赋予被告许多优先权。

在法国司法程序的每一个阶段,有许多司法制度的设立很清楚地源于英美体系的想法。例如,在调查阶段先行进行认罪协商(plea bargaining)的概念,35 就是来自美国体系的灵感。又如在审判过程当中,在不牺牲职权调查主义里检察官与主审法官主要角色的基本原则下,原告得以直接向主审法官提出问题。36 这些都是法国开始受到英美体系影响的实例。

就如同欧洲联盟大部分国家的司法体系一样,整个诉讼程序已经受到各方的影响而混合了不同体系的特色。大家都有相同的考虑,一方面要保护公共利益(职权调查主义),另外一方面则是必须注意被追诉一方之权益(对立的当事人进行主义)。

两个实例可以用来彰显目前法国司法体系演变的过程。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发现欧洲司法力量所造成的影响,让欲严格执行职权调查主义的国家法律做了让步。

第一个例子是一位在法国图鲁斯市(Toulouse)执业的女律师。她被怀疑卷入一件非法贩卖毒品的案件,而被羁押在奥尔良市(Orléans)。

她立即提出异议,认为该案件违反欧洲人权宣言第 5 § 3 条有关自由与安全权利条款。被告的女律师认为她被羁押之后,并没有立即得到法官,或者是法国法律同意具有司法职权之司法官之审查。

这位被控告的女律师也提出该案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有关于公平审判之权利。她认为在羁押期间没有得到她所指定律师之协助,甚至在她被羁押期间,检方对她家所进行的搜索、身体接触以及个人财务扣押等都是违法的。

欧洲人权法院随后做出宣判,37 认为此案确实违反第 5§3 条有关自由与安全权利条款。该被告总共被羁押了四天,过程中没有法官在场。虽然当时检察官在场,符合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说服欧洲人权法院。

欧洲人权法院随后根据双方都能接受之公平方案,判决法国政府必须赔偿被告 5,000 欧元的精神损失以及 7,500 欧元之成本花费与费用。

这一项判决影响了法国有关羁押之法律。随后进行的修法极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检察署改革方案里扮演相当程度的角色。

第二件案件是关于一位因攻击事件而在 1999 年遭到羁押的法国人。这位嫌疑犯在羁押期间,以证人身分发誓录口供,符合当时的法国法律规范。

欧洲人权法院虽然观察到法国后来进行修法,取消了誓言的必要性,38 还是认为法国政府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6§1 条有权不为自己不利之事项作证,以及第 6§3 条,有权保持静默,因此要求法国政府赔偿 5000 欧元精神之损失。

这一项判决的影响也是立即的。在 2011 年有关羁押法的改革当中,法国政府决定被告一开始羁押,就必须马上有律师陪同。

五、结论

2000 年起,欧洲理事会开始认同在欧洲的领土上必须兼容欧洲人权标准、大陆法司法体系与普通法司法体系。39 毫无疑问的是,未来的发展必定不是某一类司法体系战胜另外一类司法体系,而是不同司法体系之间形成合作网络,并且这个网络必在共同为人权价值捍卫者之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越来越重要的监督之下成形。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无论其传统是职权调查主义或者是当事人进行主义,大家的共同点不就是司法官必须是个人自由的捍卫者?

不管是国家法律或者超国家法律,刚性法条或者是柔性法条,它们是唯一可以在极为敏感之人权范畴里,以基本的司法安全,为大家带来舒缓最重要之关键。

最后,所有民主司法体系共同承担的工作,就是不断提升国家对人权的义务,也敦促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东方贤者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40以及西方贤者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 :说 「追求正义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

 

注释:

1 http: //hub.coe.int.fr.

2 1961的《欧洲社会宪章》(STCEn°35)。

3 http://www.coe.int/ecri.

4 http://www.coe.int/minorities.

5 年报 Rapport annuel : CommDH20135

6 http://europa.eu.

7 http://Curia.europa.eu.

8 http://www.osce.org.

9 在 1975 8 1日由 33个国家所签署。

10 译者注:作者所指应该是联合国在 1948年根据《联合国宪章》所通过之《世界人权宣言》。

11 根据 1950 11 4日之《罗马条约》。

12 《欧洲人权公约》第 19条。

13 1810年《拿破仑法典》第 12条。

14 1981 10 9日通过之第 81-908号法律第一条:「死刑被废除了」。

15 CRIM du 8 janvier 2013 n°12-81.045 sur le principe du contradictoire , article 6§1 CEDH.

16 CDC N°2010-14.22 QPC.

17 CRIM 19 octobre 2011 B n°163,164 et 165.

18 Assemblée plénière du 15 avril 2011 B n°1.

19 编按,即《欧洲人权公约》。

20 Loi 2011-392 du 14 avril 2011.

21 Req n°22921/93 et 23043/93.

22 N°74-54 CDC du 15 janvier 1975.

23 Chambre mixte du 24 mai 1975 D 1975 page 400.

24 Révision constitutionnelle du 23 juillet 2008 loi n° 2009-1523 du 10 décembre 2009.

25 Loi n° 2000-516 du 15 juin 2000 article 89.

26 Assemblée plénière n° 571 du 13 février 2009 cassation sans renvoi après condamnation par la CEDH.

  pour violation du principe de la légalité des peines.

27 Commission de réexamen du 9 mars 2011 n°10RDH001.

28 CEDH du 10 octobre 2006 Pessino GP n°21.

29 Jean Carbonnier flexible droit paris LGDJ 1983.

30 Patriot Act américain signé le 26 octobre 2001 contre le terrorisme ou le Bribery Act anglais du 8 octobre

  2010 contre la corruption.

31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32 Traité signé le 7 février 1992.

33 http://www.cps.gov.uk.

34 Articles 12 à 29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35 Article 495-7 et suivants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36 Articles 312 et 442-1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37 CDC 23 octobre 2010 requête Moulin n° 37104/06.

38 CEDH 14 octobre 2010 Brusco n°1466/07.

39 REC 20019 du comité des ministres du Conseil de lEurope du 6 octobre 2000.

40 Philosophe chinois -372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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