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卢梭的人权法律观
时间:2013-10-09 14:11:33  来源:法律论文网   作者:

    卢梭的人权法律观,就是指卢梭成熟的法律思想,尤其是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两书中对法律的经典论述,全面的莫定了卢梭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人物的地位,从而建立了以人权法学观点为基础的法律观。卢梭法律观的形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发端阶段,就是对法律进行了最深人地思考和实证分析;二是发展阶段,开始为人权法律进行理性分类;三是成熟阶段,以一系列经典着作为代表,使卢梭的法律观进人到彻底的民主性、革命性的人权法律观;四是反思阶段,在鼓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封建专制进行舆论和理论斗争的同时,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人权是一切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使卢梭的法律观进而形成批判的法律观,烙上了鲜明的人权烙印。

  

    一、卢梭人权法律观的发端—法律到底是什么在法律概念的问题上,卢梭首先批判了孟德斯鸿和霍布斯的法律概念。他认为,孟德斯鸡关于“法是由事物的性质所产生的必然关系”这一说法是形而上学、以偏概全的。因为,它把自然法同国家制定法混为一谈了。在卢梭看来,由事物的性质所产生的必然关系至多是自然法。卢梭认为,霍布斯关于“法是主权者的命令”的说法更加片面,这一法的概念根本没有揭示出立法的目的所在。
   

    那么法律应该如何定义呢?卢梭给法律下的定义是从人权集合角度作出的“应然性”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公约赋予政治体以生存和生命,立法赋予政治体以行动和意志。法律是政治体的唯一动力,政治体只能是由于法律而行动并为人所感到;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它虽然存在但不能行动。因为每个人都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公意的宜告,是主权者为全体公民作出规定的行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公意通过国家主权权力加以肯定,就是国家的法律。他说:“当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规定时,他们便只是考虑着他们自己了;如果这时形成了某种对比关系的话,那也只是某种观点之下的整个对象对于另一种观点之下的整个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全体却没有任何分裂。这时人们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作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正是这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
   

     卢梭的法律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人权对象的普遍性,即法律只考虑共同体的臣民以及抽象的行为,而不考虑个别的行为。他说:“法律既然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能成为法律;即使是主权者对于某个个别对象所发出的号令,也绝不能成为一条法律,而只能是一道命令;那不是主权的行为,而只是行政的行为。”另一个是人权意志的普遍性,即必须是公意的行为。公意体现大多数人的意见,它总是倾向于平等,而且总是公正,它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二、卢梭人权法律观的发展—自然法与实在法卢梭首先区分自然法和实在法。自然法的适用范围只限于理性的动物,不包括其他生物。自然法是人类实在法的基础。
卢梭将实在法分为四类:政治法,民法,刑法,风尚、习俗、舆论。

 

    (1)政治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法概念,主要是宪法。近代启蒙思想家都将政治法等值于宪法。那个时代的宪法以规定人权和公民权、公共政治权力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国家构成为基本内容。卢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政治法”的概念。卢梭认为,规定全体对全体的比率,或者说规定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的法律就叫做政治法。政治法的基本内容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权者与统治者的关系;二是统治者权威的范围和界限。卢梭用数学中的连比例公式来表示这种比例关系,即主权者l政府二政府/国家。这个公式的含义是指:政府所施诸于国家的行政权力,应该等于主权者所赋予政府的权力。

 

    (2)民法:卢梭把民法定义为调节公民之间的关系和公民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并且主张公民之间的关系的比率应该尽可能的小,而公民对国家关系的比率则应尽可能的大。这样使每个公民对于其他一切公民都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而对于国家则处于极其依附的地位,唯有国家的强力才能使得它的成员自由。

 

    (3)刑法:卢梭认为,刑法规定个人与法律的关系,即不服从与惩罚的关系。这一关系就形成了刑法的确立。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对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卢梭反对严厉的惩罚而主张对公民实行守法教育。虽然政府不是法律的主宰,它也是法律的保护人,并拥有无数的手段去启发人们热爱法律。尊重法律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而严厉的惩罚只是一种无效的手段,旨在用恐怖来代替他们所无法得到的对法律的尊重。刑罚频繁总是政府衰弱或者无能的一种标志。决不会有任何一个恶人,是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使之为善的。卢梭主张轻刑,反对重刑,但又不反对死刑,可见其刑法和刑罚思想富有辨证色彩。

 

    (4)风尚、习俗和舆论:卢梭把风尚、习俗和舆论称为“第四种法律”,而且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卢梭所说的风尚、习俗和舆论,部分内容可以包括习惯法,但很大成分正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是人们长期形成的权利义务观念。为什么这种法律是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呢?卢梭说:“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所不认识的,但是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功全都有系于此。这就正是伟大的立法家秘密地在专心致力着的方面了;尽管他好象把自己局限于制定个别的规章,其实这些规章都只不过是弯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弯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

 

  三、卢梭人权法律观的成熟—自由平等与社会契约卢梭是天赋人权理论的倡导者:认为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必须保障这些权利,如果这些制度与人类的天赋权利相违背,人民就有充分的理由废除这些制度。
   

    他曾说“我愿意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不自由,勿宁死”,把自由看作是一切天赋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同时他认为,“唯有服从人们自己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强调服从法律与自由是统一的,自由不是无限制的本能的、为所欲为的权利,而是必须遵循已经确立的法律的自由。
   

    至于平等,他认为不是指权力和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相等,而是说,在权力方面,它应该不能成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凭职位与法律才能加以行使,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富足得足以购买别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的不得不出卖自身。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显着特征之一,也是卢梭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论,都是从叙述自然状态开始的,但是,每个人对自然状态的想象却是不同的。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都是自由平等的,每个人除了在年龄、体力、生理上存在差别外,不存在奴役与被奴役、服从与被服从等任何不平等,自然状态不像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是狼的关系”的战争状态,而是无差别的平等的黄金时代。但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是一种低级的无差别的自由平等,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类必然向文明进化。在卢梭看来,“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且想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文明社会产生以后,“我们便会发现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就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在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不但“不平等达到了极点”,而且尽管“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承认,社会契约从来就没有被人们明确宣布过,但是,普天之下所有进人文明社会的人们却是默认和公认的。
其实,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所有条款“可以全部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总之,“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仍然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仍然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并且,“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也就是说,社会契约不但没有阻却自由与平等,反而在社会状态下促使了人们的自由与平等。

 
    四、卢梭人权法律观的反思—法律与人权为了达到使每一个人既完全服从社会,又仅仅是完全服从自己的双重目的,卢梭主张每一个人都有参加决定社会一切事务的权利。不仅如此,在卢梭看来,个人的权利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政治权利,因此,社会就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民主权的社会,即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
关于人权论思想,卢梭主张主权属于人民。因为主权是属于公意的应用,公意是人权集合,共同体是社会中每个人根据契约而形成的,为此提出三个原则:(1)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因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权力可以转移,意志却不能转移”。全体公民不需要找一个主权统治者,转让主权就意味着出卖自由。人民既是主权者,只能直接掌握主权,亲自行使主权。为此,他主张以直接民主实现人民主权。反对代议制来实现人民主权。他认为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如果主权可以被代表,并如果议员不代表人民,则人民终有一天会失去主权而沦为奴隶;(2)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主权是共同体意志的体现,代表一个整体凡是人民主权的国家,人民要通过定期集会的形式,全部地,直接地行使主权。但人民毕竟不可能全体无休止地召开大会以讨论具体无数的公共事务。因此他提出小国论的主张,除了立法权外,由人民统一行使,行政权可以委托给政府成员;(3)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不能加以限制和改动。

 

    卢梭人权论思想是深远的,它既是反对封建专制的锐利武器,又是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民主共和的理论基础。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也把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三种,但由于他坚决主张人权论思想,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在政体主张上出现了分歧,这就是他坚决地反对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而激进地主张共和政体。应该说,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与卢梭人权论思想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卢梭人权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梭的法律思想比较激进,他的学说对促进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都发生过重大作用,对后世思想家们的理论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卢梭把人权论作为他的法律思想的基石。他把法律看成是人们约定的产物,因此他提出法律是社会公意的宜告的“意志说”。他的法律定义摆脱了以往的自然法学者所主张的“法律是根据自然法制定的规则”的说法,并且有别于霍布斯等人主张的“法制律是统治者的命令”的观点,在这种“社会公意”的法律基础上,卢梭继而提出了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后来,它们被资产阶级确认为资产阶级法治的基本原则。纵观卢梭法治观的不同阶段,都为人类民主政治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尤其是在对民主、革命的自然法律观的反思,对法律与人权的优思,使得其法律观具有了某种超越政治制度的魂灵。对卢梭人权法律观的分析,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法律观的宏伟课题有着极为深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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