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是否罪大恶极
时间:2013-09-26 10:49:51  来源:腾讯网  作者:

 

一般而言只有罪大且恶极的人,才应判死刑立即执行

  司法实践中,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的区隔往往就在于是否恶极

从我国现行的刑法看,死刑的适用条件,是比较清楚的。1997年《刑法》第48条第1款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与1979年《刑法》第43条:“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规定相比,1997年《刑法》将“恶极”二字删掉了,只保留了“罪大”的要求。

关于这个改变的最大误解是:1997年的《刑法》相比于1979年的《刑法》,弱化了死刑的限定条件,只要“罪大(客观后果严重)”不需“恶极(主观恶性极深)”即可判极刑。实际上,这是不了解我国的特有现象: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都是死刑。

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从本质上讲还是死刑。但是,死缓是现在不杀将来也有可能不杀之刑,即“生刑”,而死刑立即执行是现在就剥夺罪犯生命的“死刑”,二者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既然如此,二者在适用条件上,必定会存在一定差别。因此,法院在适用死刑时,就必须对其作严格的区分。

区分的方式又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在主观恶性上作同等的要求,但在客观危害性上作区别对待,即客观危害性较小者处死缓,对客观危害性较大者处死刑立即执行;二是在客观危害性上作同等要求,但在主观恶性上作区别对待,即对主观恶性较小者处死缓,对主观恶性较大者处死刑立即执行。我国显然是采用了后一种做法,即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必须“罪大恶极”,而处死缓者则只是要求其“罪大”而不要求“恶极”。

例如,针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10月27日发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如针对毒品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6月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在侦查中受到特情犯意引诱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如针对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月2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些情况下,之所规定“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为“被害方明显有过错”、“被引诱贩毒”、“及时退赔”,都可以证明被告人“恶不极”。另外,还有多个司法解释强调被告人有自首、悔罪等可以证明“恶不极”的因素,则一般不处以极刑。…[详细]

夏俊峰案中,判决谈“罪大”清楚,提“恶极”模糊

夏俊峰的妻子张晶

“罪大”要求客观方面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险性极大;“恶极”要求主观方面恶性极大、人身危险性大(有前科)。

夏俊峰案一审判决书中写道,“被告人夏俊峰故意杀人犯罪,致二人死亡、一人重伤,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二审裁定书里认为,“上诉人(夏俊峰)故意杀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致两名行政执法人员死亡,一人重伤,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性质极其恶劣。”如今,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夏俊峰)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

在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审中,各级法院皆认定夏俊峰“罪大”,因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的,为后果严重,致二人以上死亡的,为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而各级法院对夏俊峰是否恶极则没有明确的说法。要判断是否恶极,有一些标准,如有预谋的比临时起意的恶极;无来由杀人的比激愤杀人的恶极;有前科作案的比无前科作案的恶极;动机卑劣的比动机单纯的恶极……。以之前发生在广东省遂溪县的局长杀副局长一案为例,一审、二审认为被告人杀害被害人是为了阻止副职接替职位,所以“动机卑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高院死刑复核时,认可了“被告人杀害被害人是为了阻止副职接替职位不符合常理”的申诉意见,去掉了“动机卑劣”的认定,最后此案改判死缓。

夏俊峰一案中,我们对夏俊峰杀人的动机至今不甚明了,对其是否恶极就不好判断。…[详细]

认定“恶极”与否的关键:夏有没有被殴打?

此案中,夏俊峰一方的律师认为,夏在执法现场和办公室都受到了殴打,但是根据夏俊峰案二审裁定书,“经查,夏俊峰始终供述行政执法人员对其并无殴打行为,其是自愿随同执法人员到办公室去解决问题。合议庭再次讯问时,上诉人(夏俊峰)亦明确供述行政执法人员对其无殴打行为。夏俊峰本人的供述与在场的行政执法人员曹阳、祖明辉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且夏俊峰妻子张晶在侦查机关的证言,亦未证实执法人员有殴打行为。故不能认定执法人员在此时有殴打上诉人。”

所以下文要讨论的,不是夏俊峰有没有在执法现场被殴打的问题,而是在他被城管带到办公室后,有没有受到殴打。…[详细]

法院认定的、对“夏俊峰受到殴打”的不利证据

1、在一审判决书中写道,“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夏俊峰)系遭殴打而进行防卫一节,经查,证人陶冶(街道办事处司机)始终距案发地点仅数米,其证言未能证实存在殴打一节,此节只有被告人供述,无其他证据证明,认定此节证据不足。”夏俊峰案二审裁定书认为,“控方提供了现场附近的证人曹阳(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陶冶证言,证实二人没有发现被害人殴打夏俊峰。关于此节,虽然夏俊峰始终供述遭被害人殴打,但除其供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

2、夏俊峰案的一审辩护词里写道“夏俊峰在被抓后,即要求办案警官将其胳膊上被打的伤拍摄下来。如果夏俊峰没有被打,身上不会出现伤痕。”夏俊峰上诉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是:从上诉人被抓获时,刑警对其所拍的照片看,只有在上诉人上臂内侧有较明显的瘀痕,这种伤痕更符合双方在拽、夺液化气罐时肢体接触时所形成,如果存在殴打行为,不能仅针对这个部位进行殴打。故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上诉人的行为属正当防卫的观点不能成立。

对于这个争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书认为,“辩方出示的照片显示,夏俊峰在左前臂内侧有两处明显的皮下出血,但不能证实系何时形成,因为双方在拽、夺液化气罐肢体接触时,所形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二审裁定书认为,“从被害人的身体成伤状态看,所受刀伤均为扎刺伤,并无划伤,此节与夏俊峰辩解在遭到二被害人殴打后,用刀乱划拉的供述不符。如按其辩解,双方应是在动态下形成创伤,但在被害人身上并无运动伤。”…[详细]

但根据以上证据,不能排除夏俊峰受殴打的可能

1、关于被害人在办公室内是否殴打夏俊峰,辩方证据是当事人夏俊峰的供述(辩解),控方证据是现场附近的证人曹阳、陶冶证言。法院认为“虽然夏俊峰始终供述遭被害人殴打,但除其供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那么,现场附近的证人曹阳、陶冶的证言,又有什么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了呢(比如物证如现场视频)?况且,曹阳是被害者的同事,陶冶是“配合城管执法”的街道办事处司机,其证言效力并不是很强。

2、二审裁定书的“皮下出血不能证实系何时形成”,也说明无法证明这不是“夏俊峰在办公室遭殴打后形成”;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只在上诉人上臂内侧有较明显的瘀痕”虽然是事实,但淤青的形成,是因为重力打击或挤压,如果只是打了而非重力,也可能不出现淤青。也就是说,打人不一定会留下痕迹。

3、“从被害人的身体成伤状态看,所受刀伤均为扎刺伤,并无划伤”,二审裁定书着意强调划伤(运动伤)与扎刺伤的区别,以此来证明夏俊峰不是在防卫而是刻意去伤人。但是,夏俊峰是不是防卫,和他有没有被殴打还是两回事。…[详细]

实际上,法院也并未排除夏俊峰被打的可能,只是说他没有受到明显的、可致命的殴打

“没有发现被害人殴打夏俊峰”、“没有发现其余瘀伤”、“没有发现运动伤”,不等于被害人没有殴打夏俊峰,实际上,法院也没有做出“被害人没有殴打夏俊峰”的结论,在二审裁定书里说得很清楚,“不能认定上诉人遭到了明显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行为”。也就是说,不明显的、不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是可能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该怎么判?

在本案的审理中,最关键的情节,是在发生血案的室内八分钟。而本案从侦、控、一审、二审,对这八分钟事件起因、事件经过、现场痕迹、双方究竟干了什么,一直没有说得很清楚。

不搞清楚夏俊峰有没有受到殴打,也不交代清楚夏俊峰的杀人动机,那自然要问,夏俊峰为什么要去杀这两个城管呢。会不会是因为被打了(但打得不重),或者只是被辱骂了(办公室里有争吵是被认定的),而激愤杀人?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存在,那么被害的两个城管,就不能称为“无过错的被害人”,根据《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夏俊峰母亲听闻噩耗后哭倒在床

“恶极”能否成立,还要考虑城管、小贩的现实关系

小贩和城管易发生冲突,是社会共识

夏俊峰之子的油画《我和爸爸》

城管野蛮执法人所共知,城管打人事件常发生,城管殴打公民致死的案件也不在少数。与本案不无关系的是,死者之一的申凯曾经殴打过商贩,在滨河派出所有报案记录,2008年7月份,一卖雨伞女商贩的胳膊就被他打骨折了。

不要以为这和本案没有直接关系。这些事实,在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可能成为相关参与者的常识,或不言自明的社会认知。这些认知实已经深深嵌入行动者,成为行动者做出反应的理所当然的、无需思索的条件。比如,小贩一看到城管,就认为城管一定会没收自己的工具,如果不老实交出来,很可能就会被打;而城管一看到小贩,就想到小贩要跑,如果不没收东西、不动粗,就无法威慑小贩。

如果当时城管执法是文明的,为何众商贩一听“城管来了”便闻风丧胆、望风而逃?如果城管能够稍微顾及夏俊峰等人的尊严,给予最起码的尊重,张晶怎会跪地求饶。

弱者受到侮辱和损害,往往会做出两种选择,忍受(变得更弱势)和反抗(往往殊死一搏)。同时,弱者对财物损失的承受能力更弱,板车、煤气罐等工具被没收,意味着赖此为继的生活可能中断,他们更容易比普通人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本案中,行政执法不是无可非议

夏俊峰案二审裁定书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没有采纳辩护方“行政执法人员非法扣押上诉人物品”的说法。理由是:《沈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第十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街道两侧,广场、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地设置集贸市场、堆放物料、摆摊设点、搭建棚厦或者台阶及其他设施”。又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本案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是有法可依的,不存在非法扣押上诉人物品的问题。故对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占道经营的确违法,但是取证却不需要扣留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登记保存。要证明一个商贩占道,拍照是最好的方式,难道拉走一个煤气罐,反而更能证明一个商贩占道了?实践中,所谓登记保存已经脱离了“害怕证据灭失需要暂扣”的初衷,而成了城管变相没收财物、以达到恐吓小贩目的的手段。这样的执法,绝非无可挑剔。

结语

死刑必须慎之又慎,人死不可复生,一旦有冤案发生,悔之晚矣。从夏案复核的时间上来看,足见慎重的程度,但即便如此慎重,也还是留下了一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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