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风险代理收费应以当事人明确约定为准
时间:2013-05-15 17:26:39  来源:北京法院网  作者:北京高院研究室

    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申请再审人)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



  被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中视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一、案情



  2005年8月,被告中视电视购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视公司)委托中凯律师事务所范晓芸(案外人)和原告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联律师事务所)李强两位律师,作为中视公司与申飞公司、凤凰公司及其与凤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两案的诉讼代理人。范晓芸和李强两位律师参与了上述两案一审、二审的庭审及相应诉讼活动。中视公司在上述两案中胜诉,诉讼标的金额合计58 644 085元。2006年6月12日及同年7月1日,中视公司又先后委托范晓芸、李强作为上述两案执行案件的代理人。



  中视公司与中凯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书面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结算方式为风险代理,即按执行到位款项的8%支付,由于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故中视公司至今未向中凯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



  中视公司与华
联律师事务所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但是中视公司于2005年9月28日、2005年10月10日、2006年5月18日分三笔向华联律师事务所李强律师支付了律师代理费67 600元。



  2007年4月27日,中视公司撤销了对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强在执行案件中的授权。



  2009年2月26日,华联律师事务所向中视公司公证送达了律师函,要求中视公司按两案胜诉总额的8%即4 904 800元支付代理费。后经华联律师事务所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中视公司给付律师代理费4 904 800元。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中,中视公司提交了李强签收的三张收条:(1)2005年9月28日,李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范晓芸2万元代理费用。(2)2005年10月10日,李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13 800元。(3)2006年5月18日,李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33 800元。上述款项合计67 600元,中视公司称该笔款项是中凯律师事务师所代扣税15.5%后向李强支付的代理费。对此,华联律师事务所称李强确实收到过范晓芸交付的上述款项,但否认与涉案的两起案件的代理费有关,认为是范晓芸就其他事项向李强个人支付的费用。但庭审中,范晓芸不予认可。



  华联律师事务所称当时系与中视公司法律部主任王颖喆和法定代表人庞建商谈的诉讼代理事宜,口头商定两案胜诉后按照胜诉额的8%收取代理费,开始不包括执行中的代理。在商定后,华联律师事务所向中视公司王颖喆提交了书面合同,但中视公司未盖章。经查,庞建当时并不是中视公司的董事长,是2006年才到中视公司任法定代表人的,王颖喆不是中视公司的职员,而是国际电视总公司法律部的职员。



  一审法院认为:华联律师事务所违反律师执业的相关规定,未与委托人中视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并明确收费标准,但该事由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之间口头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成立和有效。华联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在未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合同即承办案件,其对引起本案纠纷负有过错。



  虽双方当事人对代理费的收费标准未作出明确约定,且诉讼中,双方就各自的主张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就此未能达成合意,但鉴于华联律师事务所已实际参与了涉案两起诉讼的一、二审的诉讼代理,作为受托人完成了委托事项,本着实际履行与报酬相符的原则,结合本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并参照同业的相关收费标准,法院酌定中视公司按两案两审总体胜诉额的4%向华联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



  一审法院判决:中视公司给付华联律师事务所代理费2 278 163元,驳回华联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



  中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的规定,华联律师事务所应就其为中视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按胜诉金额的8%支付律师代理费”的约定承担举证责任。现华联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提交的所有证据仅能证明双方之间设立了诉讼代理关系,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上述有关代理费内容的约定,故除中视公司在一、二审期间自认的代理费数额以外,华联律师事务所的其它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法院能否在本案中酌定代理费的问题。一审法院酌定的代理费数额是以胜诉金额为依据的,这实际上是采纳了华联律所陈述的收费方式,而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上述收费方式,华联律师事务所没有证据支持。对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应以双方当事人的明确约定为基础,在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这种收费方式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采取这种收费方式进行酌定。



  据此,中视公司在本案中应当支付给华联律所的代理费,应是其在一审期间自认应当给付的8万元代理费中还未给付的12 400元及其在二审期间自愿给付的12万元。



  综上,二审法院改判:1. 撤销一审判决;2. 中视电视购物有限公司给付华联律师事务所代理费132 400元;3. 驳回华联律师事务所其它诉讼请求。



  华联律师事务所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再审法院经审理维持了二审判决。


  三、意见



  律师风险代理是指代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协商,不必事先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待代理事务完成后,当事人从所得财物或利益中按照协议约定提取一定比例向代理律师支付酬金;如果败诉则无须支付。对于律师而言,风险代理是一种利益激励机制,律师取得报酬的多少与案件的诉讼结果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必然会极大地激发律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对于当事人来讲,风险代理则是一种确保诉讼费用有效支出的保全措施,当事人既可以避免不但要承担败诉或法律事务中的失利后果而且还要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双重损失,也减轻了维权成本,降低了诉讼风险。律师代理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技术服务,当事人自身往往不具备判断律师服务水准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只能以诉讼或法律事务的最终成败结果来衡量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内容是否专业精准,工作态度是否勤勉审慎。因此,风险代理中当事人与律师之间必须就服务范围、计费依据、计算方式(比例)等内容协商达成协议,才能构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律师风险代理合同关系。



  近年来,律师风险代理制度在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上悄然出现并广为流行,但是由于在本案审理时,我国《律师法》和《律师收费暂行办法》对这种收费方式均无明文规定,因此风险代理在律师代理实践中仍然处于一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2004年3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布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96条规定:“以诉讼结果或其他法律结果作为律师收费依据的;该项收费的支付数额及支付方式应当以协议形式确定,应当明确计付收费的法律服务内容、计付费用的标准、方式,包括和解、调解或审判不同结果对计付费用的影响,以及诉讼中的必要开支是否已经包括于风险代理酬金中等。”作为一项执业行为规范,该条款明确要求应以协议形式约定风险代理的收费内容、标准、范围等。2006年4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司法部于联合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该办法也为律师风险代理收费制度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合同法》和其他法律中虽然没有规定风险代理法律服务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是根据该类合同涉及内容的复杂性,采用口头方式约定如此专业和繁琐的条款是无法想象的,而且一旦发生争议,难以取证和分清责任。此外,律师风险代理合同中的收费标准和方式等内容,必须由当事人根据法律服务的特定内容,对律师机构或律师本人专业素质和勤勉敬业的了解程度,以及区别于其他行业标准、市场定价的因素作出判断,不宜参照《合同法》第62条规定的一些标准履行。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等现行部门规章、行业规定,均强调风险代理应当以当事人的明确约定为基础,因此在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约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酌定收费比例。



  综上,律师风险代理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由当事人协商和明确约定,当事人就口头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如无其他证据证明争议事实,法院审理中应当对相关内容不予确认。本案中,华联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在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时,应当具备必要的合同意识。其在未与当事人达成风险代理协议的情况下,主张按照当事人与其他律师事务所达成协议中的付费标准支付代理费,显然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虽不支持华联律师事务所关于应根据口头约定按照胜诉金额的8%计收代理费的诉讼理由,但是酌定按照4%计取代理费属适用不当,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并未约定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也不宜由法院酌定,据此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并判令由华联律师事务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审法院予以维持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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